在图书馆碰见一位学生,已经人高马大,大学在读。聊起读书与书写,他先赞了我一通,说理科老师能将文字写溜,不容易啊。我老脸赤红,倒不是担不起赞誉,实则是投降行为被揭。身为理科教员,虽只教中学,多学点数理也算份内的事,哪怕仅作为爱好。翻了费恩曼物理学讲义,后面的理论真可谓艰难,跺着脚念下去,直到某天看到贝尔不等式及其论证过程,突然感觉自己偏瘫了,好一会儿右手感知不到所提铅笔的分量——那么简单简洁的证明,简直不像人为,当时我就举起了双手——严谨的世界不是我漏洞百出的智商能瞧得清、看得懂的。
理论玩不动,还有什么好玩?文字而已。
玩手机,偶然听到高晓松讲述弃理工从文艺的往事,不管高先生的理由多么光明净眼,我始终认定他是招安了自己。当然不能怪人家,要怪也只能怪祖宗先人,没让我们民族培养出思辨推理的习惯,并爱上此道、热衷此道。我向来认为智商属于内家修为,与修练内力一个路子,想功盖侠客之众,非一日之功,非一代之功。我们做不到顶尖,嬴政为始作俑,罪魁当属董仲舒,刘彻的祸首绝对没跑;为了万人奉一人,罢黜百家,只留了个变种的腐儒——名家止步,逻辑的香火也就断了。
我们的祖传学问偏重研究世道人心,比谋略,拼权术,论治人,没有哪个文明能出中华之右。假如今天名重天下的不是孔孟,甚或老庄,而是公孙龙和惠施这一脉的老哥哥们,我们的理论科学当会领先世界一个身位,也不至发个论文都要用英语——基础在人家那里,传承在人家那里,权威在人家那里,有个甚法子?当然也并非全无对策,自信人生两百年,以本民族的学习能力,不逃亡,不献降,埋首用功,赶上乃至超越,自吾辈起,两百年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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