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时候记事起，我就每年冬天在爸妈农闲时被领着“上医院”，开始是因为早产身体不好，爸妈总是担心我养不活，早产缺营养，需要医院的大夫检查确认，看需要补充什么营养，于是就有了每天两盅的鱼肝油，厚厚的瓶子里白色的鱼肝油，还有一个塑料的带有刻度的盅子，每天我的奶奶都会把我从一堆玩儿的分不开的小孩中拉出来灌上一盅子鱼肝油。至今也不知那鱼肝油起到作用了吗，大概是有用的，因为我还是养活了。
后来是因为我长时间的不“上大号”，农村人说的“结住了”，其实我后来长大才明白其实就是便秘，我的二爹在城里住，我爸领着我到城里的妇幼保健医院找大夫，吃药加开塞露治好了我的便秘。
再后来每年“上医院”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耳朵，好像从二年级开始，大人们发现我好像总是听不清他们说话，每次同我说话都要大声喊，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天下午我在家看《大风车》，我爸在院里的房顶上喊我给他递个东西，喊了好久我才听见，我爸说全村的人都听见了我都没听见，那时好像隐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听力问题，每次“上医院”，大夫都会拿一个像小喇叭一样的东西塞到我的耳朵里，然后头戴一个像光盘一样的东西，中间有一个圆孔，开着灯，透过那个圆孔看我的耳朵，然后拿一个铁的钩子，钩子是黑色的，下端弯回来的部分很尖，我每次躺在那个冰冷大椅子上，看到那个钩子心里都非常害怕，感觉耳朵要被那个钩子捅坏了，再加上多数医生都是男的，动作也没有那么轻柔，每次检查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就是感觉害怕，耳朵疼，对于大夫的恐惧感就在那个时候埋下了阴影。
在经过很多个大夫对我的耳朵“捅来捅去”后，得到的结果是我的耳朵里有“铁耳屎”，需要掏出来，但掏了好几年也没有掏出来，直到四年级的夏天，在耳朵里滴了润滑的东西后，大夫在我的喊叫中掏出来一块黑黑的东西，掏完后，有一个护士在写什么东西，她问我“疼吗？”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接着说“不疼吧”，然后就写完了那份东西，我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能释怀那位护士，总觉得我当时那么疼，耳朵里被撕掉了一块皮的感觉，她没有如实的记录。那一次经历过后，我的听力并没有好转，再去医院检查，大夫也查不出什么来，只是推测说有可能是隔代遗传，有可能是小时候经常生病用药影响，也有可能是我妈怀孕的时候生病用药影响，但我爸到现在都觉得我的耳朵是被那些年轻的大夫掏来掏去掏坏了。不管什么原因，如今已经查不明白了，我的听力慢慢的就成了我害怕的一件事，总是害怕听不到别人说话，害怕听到别人说“你是不是耳聋啊？”，害怕看到别人异样的眼神。
在高中复读的那一年，身边的人感觉我的听力又下降了，我爸又领着我“上医院”，当年给我掏“铁耳屎”的大夫已经年老，那几个年轻的大夫已经独当一面了，测听力的时候我一个频度的声音一会儿听见一会儿听不见，测听力的小护士无奈找了其中的一个大夫，来的那个女大夫给我劈头盖脸一顿骂啊，我当时就哭了，当时哭的很狼狈，不知道是因为复读压力，还是因为听力下降心里的自卑，还是因为感觉大夫的不尊重，测完出来的时候看到我爸和那个上了年纪的大夫站在门外看我，眼泪又不控制的涌出来，我爸回去的路上和我说，那个上了年纪的大夫在门外和他说让我们去大医院看看吧。
因为那一句话我爸给班主任打电话请假，又带着我到了省会城市的医院看耳朵，这一次，各种精密仪器的测试、拍片，大夫的结论是，恢复不了了，只能尽力保住现有的听力让它别再掉下去了，并推荐残联合作的验配助听器的地方，这一次的检查结束了我多年“上医院”的经历。
医院对于我来说，至今仍是想起那个黑色的尖钩、冰冷的椅子、耳朵里疼痛的恐惧的地方，我希望我不要再“上医院”，不要再看到爸那无奈又痛苦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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