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讨论了儒家思想广纳众家平等观，在维持周礼的基础上，其平等性思想逐渐显现。讨论一种思想，不能离开经济。秩序与平等的，绕不开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井田制。
井田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把九块田排列在一起，很像一个井字，其中八块田在四周，第九块田被围在中间。八块田每块分给一家人耕种，共分八家，中间那块则是公家的田。
这八家除了耕种自己分的田，也要一起耕种中间那块公家田。各自收成归自己，中间的公家田的收成就交公。——因为都在一起耕种，用的方法，出的力度都差不多的，耕作自家田后，大家一起耕种公田，没有理由怠慢。况且原始农耕用的技巧方式，牛的使用，天气因素，都完全一样。所以可以保证公田和私田的收成差不多。由这种经济制度中，可看见某种平等的影子。
“井田”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夏、商、周实施过井田制，但是内容到形式均有发展和变化。
《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就是说，也有另一种井田制，使用劳动来交税——服劳役于公田，其收入全部为领主所有，而私田的收入则是自己所有。
当然，后来战国时期井田制瓦解，是因为冶铁技术的进步，农耕用具更加先进，可以更大规模生产，就没必要用这种小户的联合体制了。《国语·齐语》中，管仲向齐桓公建议：“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欘，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什么意思呢，铁器兴起，人们可以广辟山林，大修水利，于是在生产上，一家一户完全搞得定，就不在需要井田制那样的集体协作了。
但需要看到，井田制和东方生态息息相关。目前学者普遍认为，井田制其实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为什么呢？虽然名义上，土地都归天子，但其实不然，（——注意不是归国家，夏商周没有后来的国家观念），但是，由于天子将土地分封出去，实际上已经无从谈起对土地的实际拥有权（大概正是因为这样，诗经才要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由于分封，土地归诸侯贵族所有，再往下，土地的利益其实在土地的利用者手里。这是一种名义为公，实际为私的性质，而这种性质，不论从公私哪个角度，在经济上包含了极大的平等权利。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井田制恐怕并不存在，因为在《孟子》《周礼》《诗经》之前的材料中，没发现井田制的记载。会不会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呢。不知道。
在汉代，儒家的今文学流派，对井田制盛赞有加，且多有深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何休《公羊解诂》中，认为井田制达到了通国皆井，通国皆兵的程度，同时又是通国立学，这就打破了国人野人的区别。蒙文通先生认为，汉代今文学家说的井田制是一种更加理想的制度，某种意义上，这种经济制度其实超越了贵贱之分，体现出比周朝种族歧视的进步性。人民可以和土地相离，而在周代，农民离开土地是要坐牢的。因此这体现的是儒家（至少是今文学家们）一种经济平等思路。
事实上，如果把今文学家们的理想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做比对，很快发现，这是西方早期共和制下市民政治的一种延伸化。土地，市民财产，士兵三位一体，似乎本身是平等政治的现象，但是别要忘记，不管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是存在大量奴隶的，奴隶作为生产工具填充了生产力的问题。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国力一发展，问题也很快凸显，人们拥有的财富很快差异，三位一体的义务，根本无法保持人民为国家出力的热情，这才有了格拉古兄弟和塞尔维乌斯改革。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了，因为他想把古罗马拉回早先共和国时代，塞尔维乌斯改革则很快促成了罗马向帝国方向过渡。
由此，井田制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在生产力进步后还广行其道的经济制度，因为从周朝开始，东方大地便不是明确的奴隶制，没有奴隶来为过度的民主的生产方式埋单，同时这个国家又如此庞大，不可能通国皆井，通国皆兵。
如果说原始的井田制，包含着某种平等思想的影子，让我们回到战国。看看孔子对平等的表达。
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古制，礼乐上孔子当然是周公的拥趸，但不要认为，孔子是周朝的忠实粉丝，孔子本身是殷商人的后代，他推崇周礼，是因为认为周礼最符合行仁的特点罢了。孔子的思想本身是高度政治化的，仁的观念更多是针对执政的一种效用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的仁道，似乎有了一个考察执政政绩的作用。人民通过仁，来和执政者间接进行考核性沟通，恰似西方元老院代表贵族与执政沟通。但是在孔子的逻辑上，似乎没有涉及到自下而上的问题。因为在孔子时代，礼乐尚且形式上维持，而古礼的特点，则表示整个天下的生活与生产是一个整体，是天德在人间的体现。执政和人民乃至野人，都是一个整体——这便是秩序观，这个秩序是严密的，如果执政不合格，那个这个秩序会整体失衡，那么从天道的角度来说，这个执政是不合格的。
不合格怎么办，孔子没有说。但是孔子的理念中，执政是需要上天封予的。秩序的体现，是天子一层层封建，而天子来自上天的封禅。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到泰山封禅，因为泰山离天最近，在这里，形式上从天手里接过天子这个位置。是上天授予你这个位置，因此，如果你做得不好，或者你不做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孔子从来没有说应该传给后代——最好的方法当然是禅让，禅让就是让给另一个被天选中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孔子那么推崇尧舜的原因。因为尧舜的天子是禅让的。所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
孔子为什么要这样推崇尧舜，因为很多话没法明说，要迫于时代的情况，孔子不能说君主就一定要禅让，要那么说，他就没法讲学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他微言大义，不是他喜欢微言，是一定需要微言。这为后代读书人立下一个准则，读书一定要回到语境和历史背景去读，要知道人家真正在说什么。这也让儒家讲究一个传统，师言不能乱改，就因为其中微言大义，你要记错了，乱改一个字，可能本来的用意就变了。
我们知道，从大禹开始，中国早就开启了家族模式。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已经有好长时间了，孔子之所以崇尚周礼，是因为周公的制度，在最大程度上化解了家族统治的压迫性。商朝在代替夏朝后，对待夏朝的遗族，就一个词：剿绝其命。事实上，商朝确实是一个非常血腥恐怖的王朝，而周朝取代商朝后没有这样干。
周朝作为一个小势力，取代了商朝，维稳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大屠杀，二是用结亲方式大化解。周朝选择了后者，这是最高明的。周朝让自己的血统更多融汇到不同的族群中去——女儿更多嫁到别族去，嫁一女陪嫁多达九人，费孝通说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征：一表三千里，大家都成了表亲。用李山老师的话说，男人娶了这么多女孩可不是享福，周朝这是给每个族群派出去一个女子别动队，就盯着你，看你还敢不服中央。前面不是说给商朝人划分居留地吗，确实如此，融合当然不是无条件的，但这种融合已然是非常了不起了。孔子正是因为周礼的这种融通万邦的德行，认为它是符合天德的。这和商朝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差异，商朝是一种强烈的巫文化，而周朝则转成了人文化。这便是周礼人文化成，化导群伦的作用。
商朝的巫文化，则是少部分人掠夺天权的一个体现。早期，与天地相通，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人人都可以直达天地的精神，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每个人都是天之骄子。但是后来，这个沟通的权利被当权者利用巫师夺取，普通人通天不被允许，这是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变动，绝地天通，断了你与天地的精神连接。（印度安玛雅人有个习惯，拿绳子把头缠起来，也是不让人和上天太接近）。今天来说，好像断了你的网线和WIFI，你的生活会怎么样？而作为当权者，则更加要被修饰成，是上感天地而生成。当然上古时期，不能说这是统治者有意用神话驭民，应该看成是一种人民自愿相信的“领导者伟大”的传说——把领导神化神化，自己这个部落也很有面子。比如帝喾，生下来就“自言其名”——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我叫喾，爸妈您们不用起名了。他生了几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后稷。后稷的母亲，是踩到一个大脚印生的他，——其实按常理说，这很可能是她母亲干了不该干的事情，就报销到大脚印上面。他的弟弟契，母亲是帝喾的另一个妃子，据说是吞鸟蛋生的他，他们的大哥挚，据说是母亲吞草籽生的——说个题外话，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浪漫的喜剧文化，从这里便可看出来。总之，这些独特的出生都带着受命于天的神话色彩，这叫感生。但是，他们的另一个兄弟是谁，是尧。尧是最普通的孩子，但是有人问孔子，尧的兄弟都是天命感生，为什么最后是尧做了天子。孔子只用简单一句来回答：因为尧贤明。在孔子这里，就是这么简单，管你怎么生的，只要你不贤德，就不具备执政的合理合法性。
而孔子的这一思路，到了汉代，被今文学流派的儒家发展成了对禅让的深刻推崇，有本书叫《白虎通义》，其《封禅》篇就说：禅于有德而居于无穷也。并且说禅让是有德之举，而封禅合在一起，封是受命之礼，是开始，禅是结束之礼，是传贤人，把美好延续，以此来达到生生不息。这和周易的精神非常吻合，事物都是变动的，维持本身就不容易，走完一圈元亨利贞，回归本然就是最好，你非要死占着不放，什么好事都你一家得了，不现实。廖平和蒙文通先生甚至认为，这是汉代儒家的具有改制和革命说的部分，而到了董仲舒这里，他似乎更加贴近孔子的原始态度，提出了天谴说，提出君权天授，而这是个双刃剑，从正面理解，君主要对天道负责，不负责就别干了，但这也被君主拿来阐释君位的无上神圣。所以蒙文通先生批评董仲舒放弃了今文学家的斗争性，但是，董仲舒继承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想，提出有道伐无道，要说董仲舒完全放弃制约君权，也并不确切。而事实上，汉代的儒家讲究明堂议政，则和孟子的民为邦本的思路联系紧密。下篇结合名堂议政，谈谈孟子的观念，以及儒家观念和西方元老制和代议制民主体现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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