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失所、继而寻根，以及自我救赎，似乎是移民时代作品的主旋律。但海伦·库博的《我的家在蜜糖湾》，显然是更具特色，或者说，它还蕴含着一丝类似《百年孤独》中描写的历史变迁的宿命感。
文│本刊记者 张兴军
1820年，一场经过多年辩论的“回到非洲运动”终于展开。以解放的黑奴身份出生的以利亚·强森和殖民者们搭乘利比里亚的“五月花”号（第一艘搭载解放黑人的移民船）从纽约港出发，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与鲜花的漫漫长路。是年的9月3日，经历了千难万险的“五月花”抵达非洲的塞拉利昂，进而南下被称为谷物海岸的利比里亚。
令以利亚·强森想不到的是，这条道路是如此漫长，更想不到，他接下来会遭受始料未及的重重灾难：船上的3名白人和22名黑人在3周内被黄热病夺去生命，其他人被迫退回塞拉利昂的弗里敦。然而,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这个叫做以利亚·强森的人，熬过了疾病的肆虐，艰难地活了下来，成为创建蒙罗维亚的先驱。他的儿子希拉利·强森后来当上了利比里亚的第六任总统，他的玄孙更是出任总理和财政大臣的要职。
探讨一国历史之具有开拓精神之伟人的成功似乎对读者并无多大意义，但是以强森为代表的家族经过联姻之后，在利比里亚逐渐形成了一个既富且贵的特权阶层，以血缘关系结成了一个坚固的联盟彼此荫护。可想而知，能生在这样的联盟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同样可以想见的是，当这个所谓的联盟被打破和被摧毁之后，生存在其中的人们又该是多么凄惨，尤其在利比里亚这样一个民族仇恨极端深刻的地域。
流离失所、继而寻根，以及自我救赎，似乎是移民时代作品的主旋律。我们在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这样的作品中，对这种主题并不陌生。但海伦·库博的《我的家在蜜糖湾》，显然更具特色，或者说，它还蕴含着一丝类似《百年孤独》中那种历史变迁的宿命感。
“回到非洲运动”以及以利亚·强森的光荣之路，是《我的家在蜜糖湾》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它串起了一个家族的兴颓之路，也诠释了利比里亚这个复杂国度有关历史、民族、友谊的结合体。
作者海伦·库伯并不著名，网络上能检索到的比书籍的简介多不了多少：一个曾辗转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的记者，一个出生于蒙罗维亚、现居华盛顿的利比里亚人。
以日记形式堆积的素材让这部作品丰满了许多。巴萨族（利比里亚聚居的主要民族之一）的贫家女尤妮丝是海伦·库伯家的养女，和海伦·库伯一起度过了美好童年和充满战乱的利比里亚岁月。她们曾经一起恶作剧、共患难，也享受劫难后重逢的喜悦和体味童年时代无法体味的“厚障壁”。在童年海伦·库伯的潜意识里，尤妮丝是一个不同于库伯家人的孩子，不能和他们上一样的学校，劫难来临的时刻也不能身去美国。
母亲出身于强森家族，出身库伯家族的父亲在政府部门中任要职，殷实的家境成就了主人公与众不同的美好童年。当然，这种家境自然也遭致了部分利比里亚贫困民族的嫉恨。幸福与贫困的对比更为在1980年为陆军长官长山缪·肯扬·杜伊颠覆了既有政权后对权贵阶层肆无忌惮地报复埋下了伏笔。政变的直接结果，是舅舅塞西尔和其他八个前政权高官被处决。父亲逃亡美国，紧接着是主人公海伦·库伯，随后是母亲。此后的海伦·库伯家族与安逸的生活彻底绝缘，甚至因生活所迫，母亲被迫回到战乱频仍的利比里亚，疾病缠身的父亲也濒临危境。
海伦·库伯笔下的家中仆人们则是一个个的具体塑像，傲立而独行。有让窃贼屡屡得手的懒惰看门人波拉波，性情乖戾、暴躁易怒的厨子查理，常不见踪影的另一个厨子汤米，与父亲共同成长而形同家人的打理内务的杰克……佳人与仆人之间，没有严苛的等级差别，生活得也其乐融融。
形式上，《我的家在蜜糖湾》是以纪年的方式叙述1973年至2003年这三十年的光阴故事。如果将情感的依附视为海伦·库伯所叙述的三十年历程的主线，相信不会有太多异议。海伦·库伯通过对童年时代的具象描述和战乱中的炎凉世态的描写，让亲情友情爱情更显弥足珍贵，例如即使父母因了孩子不懂的原因而离婚，但遭遇战乱突至、聚少离多的情境时，曾经的家庭疏远转而为互相珍视。例如没有血缘关系的尤妮丝留守在利比里亚那片充满着迫害的土地上，会令成年后的海伦·库伯无比内疚当初为什么不把她也带走。
对文学本身而言，看惯了将“虚构的人物形象”把玩得游刃有余的作品，会不自觉地对同类作品产生抵触情绪。真正能在脑海里形成印象并产生持之以恒的作品，总是从真实、内心出发，平静地去剖析或对或错的真实，而不是不试图用语言的雕饰来刻画情感。对纪实文学作品的钟爱，让我产生这种近乎主观的感觉。所以声称《我的家在蜜糖湾》是可以“通往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作品”，我也非常认同。尽管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经历过伊拉克战争的海伦·库伯是用异常平静的笔触叙述她从繁华富庶的家境转而在战乱中流徙的悲戚命运，但看后仍然难以不动容。
类同日记体的书写，更让以年为单位的叙述显得泾渭分明。孩子眼中的种族、命运以及情感，待长大成人后又都成了全然不同的异度概念。不能否认，在海伦·库伯的叙述中，字里行间是具有身为贵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这种姿态和她作为家庭第一继承人的身份相映衬。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个在富有家庭受宠的小女儿到路那头向穷苦村民讨食物吃是多么讽刺的事情。然而当时，巴萨族女人与玛琳和尤妮丝一起分享花生、花粉和心爱的棕榈仁，看来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童年海伦·库伯的眼里，总是觉得尤妮丝是和自己与妹妹不一样的人。当然，这种芥蒂在经历战乱而长大之后，终于得以释怀。
描写故乡，窃以为最成功者莫过于鲁迅。“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背诵过的鲁迅的文句，已成头脑中去土怀乡的固化印象。在文人眼中，曾经纵有万般美好，所谓的故乡都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从生活背景而言，也觉海伦·库伯与鲁迅有颇多相似之处。儿时成长在大户人间，长大后因种种原因家境破败，以文字为生。经年后重回故土，儿时的玩伴早隔了层厚障壁，父母老境颓唐……美好的事物皆成过往。
对于生于蒙罗维亚——那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利比里亚首都——的海伦·库伯，对这片土地的依归显然是思对思乡情节的另一种治愈。因为战乱，要离开。因为想念，所以要回来。回来了，物是人非。又要走了，却还无限怀念。因为大多数的美好故事都发生在那里，可是纵有万般美好，那里终究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蜜糖湾仍是大西洋畔的荒陬之地，但那幢有着22个房间的美丽豪宅早已成为杂居的荒凉之所；去世的外婆与父亲让曾经满含“光荣与梦想”的家族出现了难以弥补的情感缺口，怀念他们只能在那片一字排开的墓地；自己亦不再是无忧无虑且幸福的孩童，望着消瘦的母亲和悲凉的土地终于也要道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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