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青浦的福寿园内一隅，安葬着谢晋、徐大雯夫妇，以及其长子谢衍和次子阿三4人。园内杨柳依依芳草萋萋，樱花绽放，漫天飞舞，有一种特别凄婉的美。
有人说，如果把二十世纪分成前后两半，要列举出后半个五十年中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
同样，回溯世界电影的发展史。在中国卷中，必定有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电影人所书写的浓墨重彩之笔。那些年的谢晋，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可谓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云蒸霞蔚。
与谢导交往甚密的余秋雨先生说：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和夫人徐大雯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大儿子谢衍智力超群；老二是女儿，智力欠佳，但生活能自理；老三和老四是儿子，都是智障，需要旁人照料饮食起居。谢家自此开始蒙上一层悲伤的色彩。
然而，生活的猛虎并没有因此停止撕咬这个不幸的家庭。谢晋的父母亲在文革时期遭受牵连，双双以自杀的方式含恨离世。
古人说人生有三大悲剧：幼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大悲，经过过一次就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而谢晋导演竟然经历过两次。
回首来看，谢导的整个一生就是一部与坎坷命运搏击的苦难片。但他在生活中表现的坚强，对亲人的挚爱，身为父亲的责任和付出，都让人感动流泪。
1923年，谢晋出生在浙江上虞的书香门第，祖辈都是当地名门望族，刘禹锡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谢字说的就是谢家。
谢晋的父亲曾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的总会计师，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所成就，读名牌大学、出国留洋，以此来光耀门楣。但是谢父没有想到，谢家偏偏出现一个爱上了艺术想去做“戏子”的孩子。
高中毕业时，谢晋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定报考戏剧学校。最终考入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谢晋随着父母迁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当时，好莱坞的电影，在美国上映一两周后，便会在上海上映。正是在此期间，谢晋由之前对戏曲的痴迷转向了对电影的热爱。
1947年，他就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专业。并与次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同年加年入大同电影企业公司任副导演，自电影《蓝桥会》开始独立执导电影。
1957年，谢晋执导的《女篮五号》开创了中国彩色电影故事片的先河。
有人说浪漫主义的呐喊，是谢晋电影的一大特色。自《蓝桥会》开始，无论处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谢晋都一定坚持在影片中，加融入一些浪漫主义的情结。而就是这样微小的坚守，使得拍摄每部新片，对谢晋来说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那些在今天看相当平常，又略显含蓄的画面，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却被认为是极其大胆的尝试。在堪称经典的《红色娘子军》这部革命题材电影中，在剧本完成阶段，差点儿就被打入冷宫。
爱情是美好的，但革命是严肃。在那个时期的中国，革命题材的电影很难包容爱情因素。
历经艰难险阻，在1961年7月1日，建党40周年这天《红色娘子军》在全国上映，创下了8亿人口6亿人观看空前盛况。
虽然浪漫的氛围让红色娘子军在群众中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但在那个革命气息浓郁的年代，谢晋还是由于自己的坚持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批判。
执着的谢晋并没有受此影响，反而迈开了更大的步伐，此时的他，全然不知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谢晋的电影几乎都有着极为深刻的时代烙印。1965年，谢晋接拍了一部反映旧社会越剧艺人悲惨命运的电影《舞台姐妹》。
这部电影被公认为是在那个年代敢于张扬个性，并且在艺术上卓有成就的佳作。然而，也就是因为这部电影，让当时初显电影才华的谢晋，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
1965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对文艺界及某些作品的批判浪潮，一时间弄得人人自危。加之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谢晋导演的电影以及谢晋本人也未能幸免于难。
有人统计过，文革时期谢晋被批判的场次多达两百余场。家里的一切物品都被反反复复翻检查抄。谢晋夫人徐大雯曾回忆说，造反派在他的家里随意拿取任何物品，连一条毯子都不曾放过，致使晚上她和孩子们连一个能盖在身上的东西都没有。
那个时候的谢晋，被关在上影厂的牛棚里，无法顾及家人，家里的一切全靠夫人徐大雯一个人照顾。亲人疏远，学生反目，年迈的父母亲遭受牵连，被批斗羞辱。
1968年，一个春日的夜晚，谢晋的父亲终因不堪凌辱，以吞服安眠药的方式选择自杀。他吞下了一瓶安眠药后坐在椅子上长眠起来。他不愿跪着生，但求坐着死，没留下一个字一句话。
被关押在牛棚的谢晋闻讯赶来，他发现父亲趴在桌子上很安详的“睡着了”。他抱起父亲，把父亲搁在床上，他试图把他的腿拉直，让老人家舒服一些，可是早已僵硬，根本拉不动。
在谢父死后的次年，谢母也从自家住的楼上跳下自尽了。这位一向安分守己的老妇人，也对人生感到了绝望，或者说不愿再让儿子受累。
谢导妻子徐大雯这样回忆道：我婆婆自杀时，我在永福路52号门房间看门。里弄干部打电话通知我后，我又马上报告了上影厂的工宣队，希望能让谢晋再回一次家。这个请求勉强得到了同意。
当我与谢晋回家时，婆婆的尸体还躺在楼下的泥地上。人们都围着看，什么表情也没有。一位好心的邻居用一床棉毯把她盖着。
谢晋一声不响地跪下，用双手轻轻托起母亲的遗体，一步步走上了五楼的家里，又轻轻把她放在床上。一切悄然无声，怕惊醒了母亲似的然后，又低头站在母亲的床前，默哀了很久很久。
徐大雯说，谢晋那时一点表情也没有，一滴泪也没有。人到最伤心时是绝对不会掉泪的，连表情都凝固了。
对这些事情，谢晋在文革后从未谈起。但从某种层面上讲，他对过去的往事记得比谁都清楚，永远记在心里。与之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难忘感受都融到了他的作品之中。
有人说，谢晋是中国电影的民族魂，他特别关注民族的命运。
而谢导说“我的电影注定是要翻来覆去的，因为扣准了时代脉搏，所以一定会随着时代变化其光泽。”
“文革”过后，谢晋获得平反，在事业上化风雨为彩虹。他把那种心痛得抽搐却欲哭无泪的感受融入到了电影作品中，每完成一次作品，他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心灵燃烧一次。
他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等影片，无论是《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还是《牧马人》中的许灵均或《芙蓉镇》中的秦书田，这些人都在政治风云的变幻中，被打入生活最底层，蒙受从肉体到精神的扭曲，却始终追求爱和真理。
他把政治运动对人的灵与肉的摧残与扭曲刻画得入木三分，闪耀着真实丰满的人性光芒。这何尝不是谢晋本人的写照，正是因为经过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才使得他能够精准把握文革当中普通人的命运。
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他无疑是把自己影射进了剧情中。
在中国电影发展100年的历程中，“谢晋”这个名字伴随了人们六十年。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谢晋的高度就是中国电影的高度。
五十年代有他的《红色娘子军》，六十年代有他的《舞台姐妹》，七十年代有他的《天云山传奇》，八十年代更有他的《芙蓉镇》。
作为拥有观众最多的国内导演，谢晋说为什么我的电影会与众不同？因为我有哲学。
每当他的新片出来，大江南北都是万人空巷。据说，当时一张电影票的价格为2毛钱，谢晋的电影票房却惊人地达到了1.2亿元，是百姓心中真正的大片。
然而，这位在中国电影界如此叱咤风云的人物，命运却偏偏“捉弄”了他。谢导的一生辉煌而苦难，荣耀而哀伤。与事业上的辉煌成就相比，命运却给他更多的不公和磨难。
余秋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门孔》，讲述了谢晋的胸襟，柔情和慈爱。
谢导的二儿子阿三虽然有点傻，却很性情。“文革”时，谢晋挨批挨斗，他每天一到下午五点，就没有心思玩耍了，守在门口等父亲，父亲不回来，他就坚决不吃也不睡；每次谢晋外出，他就会捧着他的一双鞋子，递到他的脚下——鞋子早被他上了鞋油，擦得锃亮；每当得知父亲从外地回来，不论多晚，阿三都会守在门口，趴在猫眼那儿看着外面，年深日久，他的眉毛因此缺了一角。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三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每当夜深人静时，听到他喉咙里发出的怪声，谢晋心里就难受极了。他带阿三到华山医院去治疗，医生说，阿三的肺和80多岁老人的肺差不多了。谢晋苦苦哀求医生，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治好他的病。医生也为之动情。
1992年，40岁的阿三走了，死于哮喘并发症。临去世前，他还懂事地安慰谢晋：“爸爸，你不要难过。”谢晋痛苦万分，很长一段时间都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见人。从此，他把失去阿三的痛苦转化为无尽的爱，更多地寄托到阿四身上。
小儿子阿四痴呆并患有癫痫病，经常发作，生活难以自理，谢晋就经常为他洗脸、刮胡子。为了给儿子理发，谢晋还专门向人学习理发技术。谢晋常和阿四踢足球，让阿四乐不可支；为了给阿四增加营养，谢晋专门置了一具石磨，和阿四一起做豆浆，阿四推石磨，父子头靠头，手把手，形影不离的一幕温馨而感人。
余秋雨先生更曾感慨的说：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
据说，谢导还烧的一手好菜，他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这些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
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打动了很多人。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谢晋长子谢衍，是唯一继承了谢晋的智慧和衣钵的后代。谢衍年幼时便挑起了家庭重担，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一边操心被关在“牛棚”里的父母，给他们送饭送信，还一边照顾家里的爷爷奶奶，保护弟弟妹妹。青年时代，他在安徽农村插队当过农民，为了谋生还去过新疆挖煤。
1983年，在著名影星卢燕的帮助下，谢衍费尽周折拿到签证，赴美国攻读纽约大学电影系。谢衍学成后，子承父业，一半时间在美国，一半时间回中国，陆续拍了几部颇有水准的影片，得到了父亲的肯定。为了照顾残疾的弟弟和家庭，谢衍终身未婚，“长兄如父”四个字一直刻在他的心里。
2006年，在得知自己患不治之症后，谢衍完成《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美国的巡演，不漏声色地变卖了美国的家产，回到上海，长年留在了父亲的身边。
这个“最放心”的儿子，因为同样爱着父亲，此前一直向父亲隐瞒着自己的病情。2008年春节过后，谢衍以开玩笑的方式提起一个话题，他说他要在郊区买一块墓地。在日常生活中一向是很粗心潦草的谢晋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妥。
2008年8月23日，谢衍因医治无效，在上海去世。他在遗嘱中写道：“财产的75％留给弟弟阿四，25％留给父母。”谢晋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儿子的葬礼上一直镇定地站着，送完儿子最后一程。
在谢衍离世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性格开朗、任何事都压不垮的谢晋沉默了。他经常默默地走进谢衍生前的卧室，默默地整理儿子的衣物，再默默地将衣物放到衣柜里。四天四夜不眠不休……
“是故乡的人民哺育了我，我吃故乡的水长大的，我是上虞的儿子，我是谢堂的儿子……”。这是谢晋出席故乡的某次开幕式说的话，说到最后一句时他哽咽了，取下眼睛用手抹了把眼泪，神情凄凉而哀伤。
2008年10月17日傍晚，受母校之邀，谢晋抵达上虞参加上虞市春晖中学建校100周年庆典的。
18日早上7点40分左右，谢晋下榻的酒店服务员发现，谢晋已经停止呼吸。而此时，距离大儿子谢衍去世仅56天。
在这个没有亲人陪伴的夜晚，这个饱受猛虎撕扯的老人经历过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我们只能猜测他选择在深夜离开，像他的父亲一样，没有留下一个字一句话。
有人问：一个错乱的精神漩涡，能够伸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吗？
谢晋作出了回答，而全国的电影观众都在点头肯定了这个答案。
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漩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
“谢晋的作品，一百年后还会有人看，因为它们记载了中国重要历史时期老百姓的命运，歌颂了人类的真善美。”这样的赞扬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他的电影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变革，能让后来的我们看到当时人们很真实的生存状况和时代的意义。
文末，借用一位老师的话，来致敬这个伟大的父亲、导演、艺术家。
“当代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即便有再高的成就也不能轻忽“谢晋”这两个字，因为进入今天这个制高点的那条崎岖山路，是他跌跌绊绊走下来的。
年轻艺术家的长辈和老师，都从他那里汲取过美，并构成遗传。在这个意义上，谢晋不朽。”
注：2016年2月16日，谢晋遗孀徐大雯因病在上海逝世，目前谢晋一家仅剩小儿子谢佳庆（阿四）在世，由姑姑代为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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