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坐地铁下班，站台上，一个背着棉被脸盆和蛇皮袋的农民工，站在了我的身旁。
大概是分不清赤湾和新秀，他目光呆滞，满脸迷茫。车来了，他跟着人群涌进了地铁，像受了惊吓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向路人核实方向，很不幸运，没有得到一句回答。他怵怵地看了我一眼，一脸慌张。
我说，你坐反了，下一站下车，到对面坐三个站，就到了。
他无比尴尬又感激地对着我弯腰，没说完第二个谢字，就在刚到站的那一刻，落荒而逃。他的动静太大，留下人群中一片失去耐心的白眼。
换作是以前，同样的场景，我要难受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不是我有多善良，而是在爸妈之前的祖祖辈辈，以及爸妈和我的同辈，家族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困窘角色，世界很大，却找不到一席过得去的容身之处。这种难以启齿的感同身受，是长期以来我比同龄人更加心软的一个致命痛点，比谁都容易动容，比谁都容易落泪。
在初高中的叛逆阶段，这种敏感的情愫一度变得畸形，那些自卑与不安，表现出来的是冷漠与孤傲，一方面我以此为动力，比任何人都有决心去逃离我所认为的不属于我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就像一只时刻处于战斗状态的刺猬，对那些不公平和不美好，随时出击。
后来我成家了，那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家庭，公公婆婆尽可能地替我承担了我本应承担的一切，朱先生也以最大的包容弥补了我超低自理能力下的各种短缺。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像呆在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在傻白甜的迷瞪中，慢慢颠覆了前十年的世界观，然后特别极端地认为，生活是无限美好的，我的所有所有，都是无限美好的。
另一种畸形不是吗？在这种畸形心态的驱使下，我就像个傻大姐似的，对任何人任何事都爱心泛滥。特别有闲情的时候，还会煞有其事地麻醉自己，能过上这样安稳的日子，多半是因为我善良，福报多，然后拎几只比自己小很多的熊孩子，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他，上善若水，多行善积德什么的，抑或是“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之类的什么鬼。最后的结果是，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生活给了我几记有点响亮的耳光。
以上两种阶段，遇见任何的农民工，任何的窘迫凄惨，任何的不公平，我那极度软弱的内心，都不能有点出息地扛着超过十秒。所谓的悲天悯人，我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我渐渐发现，那是畸形偏激的。
一个我所认为凄惨无比的农民工，从生活质量的角度来看，诚然和上班族的我们不是同一个水平线的，但生活，本来就是由不同位置、不同角色的我们来经营的，从本质上来说，一个在高温天气下挥汗如雨的底层工人，和一个西装革履却被老板天天逼着扫楼派传单、被路人视为瘟疫的底层上班族，没有任何区别，更甚者，从某种程度来说，凭力气吃饭的工人，比十几年寒窗却怀才不遇、每天被客户从自尊虐到人格的所谓白领，活得要舒坦很多，很多。
而更不争的事实是，不管我们接不接受，他给他的白眼，他对他的不屑，他对你的侮辱，你对他的伤害，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公，命运的残酷，和那些可大可小的善意和美好一样，都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根本之所在。因为有了这些上不得台面的灰黑或阴暗，我们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不至于某天被生活被他或她所伤，因为有了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不公或凄凉，我们才对那些举手投足间的善意和美好，念念不忘。
这世界，既不算险象环生，也绝不是天下无贼，无需草木皆兵，最好也别盲目乐观。就像所有的不公只是相对不公，所有的美好，只是相对美好。
新年的时候，一位朋友在朋友圈上说，新的一年，希望生活日趋简单，虚怀傲骨，冷眼热肠。起初我不解什么叫冷眼热肠，在我的认知里，冷眼一词中性且趋于贬义，但现在我似乎有了一丝理解，这大概是人与人之间、自己和自己、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再智慧不过的相处方式。
所有的相对美好、不美好，都禁不住过分的解读。以最冷静的姿态，表达自己的侠骨柔情，对那些相对的美好与不美好，盛世冷眼，古道热肠，这样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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