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过去了，我在这年走出了象牙塔，成为了社会人。

朴树在2018年的接受湖南卫视采访的时候说过一段话：“（我不敢去生养一个孩子）我觉得人生特苦，我觉得我可以去承担那个痛苦。而且我学到很多东西，但我知道一个孩子他如果成长，他也应该受苦，但是我不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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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似乎却又毫无长进。

你是一个大学生，有一张普通的文凭，简历还算丰富，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然后租房、入职、迁户口、递档案，而且因为你年轻而单身，你多半会成为深夜留在写字楼加班的一员，有时有补贴，大部分时候没有。

你会学会掐着点在7:34分钻进文泽路的地铁站，那时候会为加开一班为上班族准备的地铁，可以找到位子坐；会学会在电脑屏幕上打开几个写到一半的Word文档，然后去厕所抽10分钟烟；会学会在白天磨洋工，以免在晚上加班的时候无事可做，被布置新的任务；在连续加班一个月之后学会打太极，然后把“我可以学”换成“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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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想做的事不一定能让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做不想做的事情也不一定。

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我时常会觉得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人是没有力量的生物，人类的感情是只不过是生化反应，人类社会的纷纷扰扰是熵的一种变化，自我是不可捉摸、毫无价值的存在，而这一点摇摇欲坠的存在甚至都尚未证明。“个人的生活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这绝不是比喻人们同匮乏与无聊的对抗，而是实实在在的与人的拼争。”，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曾对“生存意志”进行批判，认为想要活下去，才是人类无尽痛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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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义的生活可能也值得一过。

和达城旁边有一家居酒屋叫“伊炉里”，我的伴侣上晚班，有时我加班到八点，下班了，她还没有，那我就发个信息：“我去伊炉里喝点酒哦”，然后去“伊炉里”喝点酒。

店面很狭窄，通道仅够两人侧身通过，店里有两间厨房，一间做冷食为主，另一间正对吧台，做烤串。客人能做的地方不过是一排散台，三五个卡座而已。

墙上用牛皮纸贴着中日双语的菜名，“ 焼き鳥”、“すき焼き”之类，吧台上方的吊柜存着一排清酒，有“菊正宗“、“獭祭”等等，上面贴着一些人名的标签，大多是日本名，是常客存在这里的没有喝完的酒。吊柜之间摆着一台液晶电视，放着录播的日本综艺。店里的灯光昏黄，装饰有一些杂乱，但却又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整洁感。

这是一家日本老板娘开的酒馆，她60岁上下，瘦小矍铄，斑白的头发梳成一丝不苟的丸髻。

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还会看到她站在吧台后面。当跑堂的小姑娘动作不够麻利的时候，她就像蹲踞的鹰一样，盯得小姑娘脸色发红，然后门铃一响，她又把头深深低下去，面对客人发出温柔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我工作后就基本看不到她了，可能店转手了，也可能她回老家休息了吧。

拉开移门，走进店里，坐在角落里，一般应该先点一杯朝日生啤，趁着扎啤的泡沫还未消散，先啜饮一口泡沫。扎啤的泡沫细腻而丰富，我在家里也买过罐装的生啤，可能由于运输时的颠簸，无论如何也倒不出像店里那样醇厚的泡沫——口感像奶盖，混着啤酒花的清香。

然后点几串烧鸟，鸡腿肉最好，鸡胸肉则容易柴。要盐烤的，滋滋作响的鸡肉上撒一撮矿盐，鲜香而不失本味，还有炭的香味在鼻腔后部缭绕，酱烤则嫌轻浮。

能吃葱的，点京葱烧鸟。屋大维遇上凯撒，但丁遇上俾德丽采，梁朝伟遇上张国荣，豆腐干遇花生米，京葱配烧鸟，都是历史的转折点，让世界为之惊叹。

松弛地坐在卡座里，一口烤串，一口生啤，然后抬头看看综艺，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喝完两扎啤酒，结账，然后摇摇晃晃到地铁站，揽着伴侣回家，听她说说今天教的哪个孩子聪明，哪个同事傻逼，然后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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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有一种影影绰绰的力量，笼罩在城市的地平线上，每天和太阳一起升起，和月亮一起升起，它没有形体，是黑色的，半透明的，它存在于汽车的尾气里，谄媚的掌声里，青年渐渐升高的发际线里，中年男人酒桌上的说教里，半永久的玻尿酸里，清洁工劳损的腰肌里，矿井掉落的铁渣里，在凌晨敲击手机屏幕的手指里，在明星眼中倒映的荧光棒里。

菰因为感染了黑粉菌而膨大，被人类作为茭白食用，人类社会感染了“现代性”而膨大，迎来了几何级数式的增长，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写道，“现代性”是一份契约，让人们同意放弃意义以换取力量，人类在增长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似乎每个人都在追求更多的财富、更精美的食物、更昂贵的吹风机，批判学派的声音则被视为一群文科教授因为拿不到经费而发出的碎碎念，构建意义的媒体机器似乎已被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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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一次和同学聚餐，在回去的路上，有人问：“你们现在会不会对这个社会感到失望啊。”，我点点头：“会啊”，然后又说，“那要怎么办呢。”

可能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向这个世界投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