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生于1923年的农历五月，今年93岁，内外子嗣约70余人，算是庞大的家族。一直想以奶奶作为线索，来描写一个小市民家族的生活片段。我的家族没有出类拔萃的亲戚，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可言，更不足以代言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变迁，仅有的，是底层人民几十年市井生活的缩影。
——引言
第一次专门听祖母讲故事，是1996年的秋天。
我正在县立中学读高二，高一开始我和妹妹冰开始了寄宿的学校生活，周末才回一趟家。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暮色已至。隔壁邻居正在准备晚餐，煎咸鱼的味道从窗口直窜进来。奶奶的房间，灌满浓郁的香煎味。
天气清朗，傍晚6点半左右窗口仍有微暗光线淡淡落在卧床的祖母脸颊，皱纹、老人斑和着沧桑更加明显，但奶奶似乎精神不错。
“奶奶，我开灯好吗？”我坐在床沿，低声问奶奶。
奶奶摇摆了右手拒绝我。她更愿意在昏暗的傍晚时分一搭没一搭地扯着70多年的过往。
回忆是不需要过于清醒，否则就失却了味道，成了素白直描，清汤一瓢。要含着年月的烟雾，带着私语的呢喃，藏着若思的神志，最好，最妙，如沉香细袅。这是多年后，我才慢慢领悟出来的。
奶奶上个月从叔叔家楼梯上摔了下来，大腿骨断了，靠钢板固定，卧床休养已有1个多月。怕她过于无聊，我跟奶奶说想听听她的故事，让她用静卧的时间，来梳理过去的事情，来分散眼下的疼痛和不适。
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传奇。即使许多时候，外人看来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过往，其实就个人来说，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心路变化，都应该是跌宕起伏、惊涛骇浪的。
我总觉得奶奶是个故事的宝藏，只是没有哪位孙辈有想法、有足够的耐心来听她诉说。
那时我有些担心奶奶会经受不了这一场病痛而离开，因此总想让她留下更多的记忆和财富，急于把她的一生记录并整理下来。但奶奶一生的坚强和豁达，一再在她身上展现。半年后，奶奶下床了，扶着拐杖凳走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可以独立走路了，再后来，奶奶就这样微微跛着脚又走过了20年了。
我道岁月绵长，奶奶却说时光倏忽。是的，对于奶奶来说，九十几年颠沛流离的光阴，也不过是一眨眼的事，似乎就像每天例牌翻过墙上的日历牌，翻起、夹好这一瞬间动作，却可以翻照出一段近百年的故事。
一、上篇
（一）漂洋过海的外曾祖父
说起她的童年，奶奶的眼神就开始飘远了，像是讲述一篇尘封箱底、久未翻阅的小说。在奶奶零碎的讲述中，我的眼前如打开了一帛画卷，泛黄、稀淡，亲近，又有些许陌生。第一个进入脑海的，便是奶奶的父亲、我的外曾祖父。
我一直想，外曾祖父应该更具传奇色彩的人。
他在国内的一生，有着诸多巧合。奶奶的母亲，常年体弱多病，只生育她一人，如果不是身体状况的原因，我想按当时的国情乡情，外曾祖母没那么高的觉悟要提前严格落实独生女子政策，况且第一胎为女孩。在奶奶7虚岁的时候，外曾祖母病逝了，具体病因不详。
第二年，外曾祖父续娶第二任妻子，又只生下了一位妹妹（父亲的姨母，我的老姨），然后又在妹妹7虚岁的时候病逝。
那时的家乡落后迷信，“7”这个数字本来在国人眼里就不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前后两任妻子都在7年内身亡，乡里人言便谓外曾祖父命硬，命中克妻。年方30几的外曾祖父，若要再续弦，估计没有哪家女子肯下嫁。在相对闭塞的村子里，在周围异样的眼光里，在当爹来又当娘的日子里，外曾祖父过得并不顺意。带着对命运的负气和不解，时隔一年，外曾祖父决定远走他乡，抛下了15岁的奶奶和8岁的姨母，坐着红头船飘渡10几天出番（出国）到新加坡。
后来我在外曾祖父的陈厝旧宅生活了近10年，小时候曾站在那条通往院子后门的小巷子，听着老辈族人手指着说起当年外曾祖父就是从这条后巷出番的。后巷不宽，大概是2米左右宽，10多米长，是我们这群孩子们玩耍、抓迷藏的主要活动阵地。巷子尽头连着天井，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这口井供养了院子里几十口人。井水质清、甘洌，井深约5.6米，清澈见底，正午的阳光一照，通亮无遗。记得表姨在隔壁的小学读书那段时间，夏天常常口渴下课就跑过来我家，直接从这口水井打水喝了。后巷已长满青苔，隔墙连着另外一家院子，后来院子里新建的卫生间就置于此，更显狭滞。
我能想象当年外曾祖父他背着行囊前行的不舍与决意，步伐背影纵使坚定，清泪也必定两行未止。听说，那一天的奶奶和妹妹，被族内长辈抱在怀里长哭不起，后来奶奶挣扎众人的拦阻一路从后巷追到莲阳桥渡口，外曾祖父的轮渡已远去了。
自此父女三人分隔天涯两地，未再见面。
外曾祖父到新加坡后，在一家米行当伙计，后来米行老板见他勤快老实，便将女儿许配给外曾祖父。这样外曾祖父就在新加坡生活下来，并生下了四个儿子。
关于外曾祖父的第三任妻子，暂称为S外曾祖母吧。我全凭想象，想必是个温婉贤淑的女子。听奶奶说起，婚后这位S外曾祖母知悉外曾祖父在国内还有两位女儿，便多次寄来银票、衣物和食品给奶奶两姐妹，奶奶结婚生下父亲时，仍收到来自外番的诸多绸缎衣物和婴童用品，直到这位外曾祖母过世前，从未间断。奶奶至今念起，对这位继母仍心存感激。
关于奶奶的亲生母亲，那位英年早逝的病弱女子。
奶奶说：“我有些记不起我娘来了。太久远了，而且那时我岁数也不大，记忆不深”。
（二）前来寻根的舅公
80年代前后，刮起了一轮回国访亲潮，潮汕地区作为有名的侨乡，周边邻里总有亲戚从海外来访，归侨的消息和活动在我们村非常热闹。1989年，中断通信30余年之后，新加坡舅公的消息在这一风潮中出现了。
三舅公儿媳老家在潮阳，离我家不过100公里左右，且又同为潮汕乡音缘故，亲情的纽带就容易牵系起来。三舅公托亲家四处打探，辗转询问，终于了解到奶奶及老姨的住处。听到乡人来报时，奶奶积聚多年的泪水倾泻而出，这几乎是我第一次见奶奶如此动情痛哭，惊心动魄，似乎要把对父亲多年的思念和怪责，一并倾泻而出。
即便是像舅公这样出生地、成长地均在新加坡的老一辈，依然心中存有原乡精神和家园意识，虽不是落叶归根，但寻根访祖似乎是多数人无法撇开的精神追问。
1个多月后，三舅公携妻子、女儿出现在我家里。当时我正在乡里小学读二年级，乡人对于来国外亲戚这件事，似乎极为热衷宣传，竟有邻居跑到学校告知我和妹妹，说家里来了番客老舅，要我们回家认亲戚去。小孩子向来喜欢凑热闹，我和妹妹在禀告老师请假后手牵手边跳边闹高兴回到家中。家里人头拥挤，亲戚几乎都赶来了。奶奶的4个儿子、3个女儿，老姨母、姨丈公及2个儿子、1个女儿也到齐了（还差一个女儿外出未在家），上下20多人，家里从来没有这般热闹过。
自然是一轮姐弟相认，哭哭啼啼。奶奶这次倒是比较节制，没有如初次听见弟弟消息那么激动。倒是老姨，抱着舅公哭成泪人，眼泪鼻涕就在舅公的浅蓝色的衬衣上涂抹了一片，甚是动情。众人又七嘴八舌地向舅公舅婆介绍着两个家庭的基本情况。后来，舅公舅婆说要给两位老姐姐及姐夫敬茶（在老家据说结婚时要给长姐、姐夫敬茶，算是补礼），并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红绸布，从里面拿出三只手表分别送给奶奶、老姨母、姨丈公。然后父亲等众兄弟姐妹又分别给舅公舅婆敬茶。
我倒是对舅婆充满了兴趣，便悄悄打量起她来。涂着鲜艳的红色唇膏，烫着卷发，带着金丝眼睛，身材消瘦修长，甚为优雅，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摩登女郎。在熙攘的人群中，她始终似乎保持着情感上的距离和冷漠。
舅公的女儿，我的表姑，大概17-18岁左右，个头不高，肤色有点黑暗，穿着浅蓝色牛仔裤和白色T恤，简单有活力。她对大陆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总拉着我们小孩子问东问西，一副非常好奇的样子。
在这一场热闹的认亲，其实真正有感情触动的，就是三位老姐弟。但感情的根基也应有限，从来未见面，忽然说对面这个人和你有着血缘关系的姐姐或弟弟，这种感情迸发点，我后来感觉还是不够强烈的。如果是见到外曾祖父，那奶奶两姐妹的表现，应该才是更发自内心的激动和思忆。不过听舅公自己说，在四兄弟当中，他和父亲模样最接近了。奶奶姐妹大概也是见到舅公，就会忍不住想起记忆中年青的外曾祖父吧。
父亲的兄弟姐妹，几乎都是各怀心思，那时都在掂量着这个番客舅舅能带来什么好处。大家都理所当然地以为国外生活的人都是富翁，番客亲戚是来撒钱的。小屁孩如我们，纯粹觉得热闹就是好玩，就兴奋雀跃。这一天，全家人排列凌乱地照了一张照片。许多年以后，在这张人头晃晃的照片中，我一直找不到自己，直到孪生妹妹指认说右下角她后面那颗冒出来的头就是我。我才半信半疑地觉得应该是我吧，可见当时照相时有多凌乱。
舅公除了带给奶奶姐妹俩手表外，还带来了几个旅行袋的旧衣服，他们在国外穿过退下来大概有5、6成新的旧衣。就是这些旧衣服，到了国内也都成了抢手货，新潮的款式，艳丽的颜色，让亲戚们争先抢夺起来。母亲在这场抢夺战中给我们拿到了一条连身裙，白底黑格，前面有一片花色拼接，料子硬实，质地柔软，有些像加厚的真丝料，夏天穿起来很凉爽。由于身高和体格在小学5,6年级基本定型，变化不大，那条裙子我从5年级一直穿到大学。直到大学二年级，终于将它依依不舍将它捐出去了。
三舅公在四兄弟中经济条件最好，在新加坡开了家二手车行，兼做汽车维修。此后的二十几年里，三舅公一家隔两三年便会回国旅游并顺道来探望奶奶和老姨，最近一次是在2014年元旦携二舅公一并过来参加我弟弟的婚礼。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奶奶和老姨两家常因舅公的带来的礼品或是寄过来的礼金分配问题而不时有小争吵，斤斤计较。这是市井小市民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我看来多数争执极不必要，而他们竟也乐此不疲。
（三）素未谋面的爷爷
爷爷未能进入我的记忆，他在我出生前1年多已逝世。且未留下一张照片或者画像。对我而言，他就像是一个模糊而隐秘的影像。我对他的了解，来自奶奶、父亲、母亲以及叔伯等亲戚的片段式描述中。
奶奶说父亲相貌最像爷爷，我印象中的爷爷就如父亲一样高大、健壮、俊朗。以前总觉得等父亲年老了，就能感受到爷爷的神韵，如今每每回家目睹日渐苍老的父亲，对当年的爷爷似乎有了更具体的念想了。
爷爷过世的时候，才62岁，因食道癌离世。
爷爷喜欢写毛笔字，写得一手好字。奶奶认识的有限汉字，听她说就是当年站在爷爷背后看他写毛笔字学得的。奶奶每每在我拿起毛笔写字的时候，总会在一旁说：“要是你爷爷在，肯定很疼你们姐妹，肯定很乐意教你们写字的……”
“我十九岁嫁给你爷爷”。奶奶说，洞房花烛夜，是她第一次见到爷爷。按照惯常的封建家长婚姻模式，洞房等于初遇，并不稀奇。
在家人的讲述中，爷爷算是位读书人，爱写墨字（毛笔书法），喜欢看书，会拉二胡。
有一年，爷爷在外行船，家里饭桌上便能见小鱼小虾，这是奶奶家生活水准最好的短暂时期。在嚼着地瓜和着白粥的贫困时代，这算是极丰富、极高端的舌尖享受。所以父亲兄弟姐妹几个，特别盼着爷爷行船归来，可以来顿大餐，解解多日馋，补补小营养。
父亲说，他小时候的零食，就是酸甜的辣椒膏。如果能跟奶奶要到1分钱带着我的二姑、小姑一起到干果店买点辣椒膏，回来几个小孩用手蘸舔着吃，似乎就是记忆中童年的幸福时光了。
爷爷的忌辰是1978年的农历年28。不必言说，那个新年家里肯定是静寂阴暗且悲痛的。当别人家欢天喜地迎新辞旧的时候，我的奶奶、叔伯姑妈正在经历失夫、失父之痛。
爷爷的忌辰（头七）里，有人曾说见过爷爷还在祖屋前后出现过，大伯的女儿我的堂姐，当年只有3岁，据说有一天手里拿着锅巴站在门口舔着。大伯母刚好出来倒馊水。
“映如，你刚才去哪里了？锅巴是谁给的？”
“是爷爷带我去公社的厨房拿的”。堂姐咬着锅巴，头也不抬说。
大伯母把馊水桶一放，拖着堂姐就进屋跟奶奶汇报去了，奶奶正躺在床上哀伤，眼神一亮，又瞬息暗了下来。叹了口气说：“你爷爷还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呀！”
孩子的话，难辨真假，可这次奶奶一家都当真了，都想着爷爷还挂念着孙女，在魂魄未离体的时候，来带着她去玩去找吃的。对了，爷爷生前当过村里公社的伙头（厨师）。而公社隔着几公里，堂姐从没一个人去过，常理来说3岁的小孩是不可能独自一人走那么远去拿锅巴的。
再后来，村里又有人说深夜见到爷爷牵着一个小孩在油车后巷走过。奶奶又感叹说，那孩子应该是老二家的啦（二伯父曾有一夭折的幼儿）。
这些带有迷信成份的描述，在后来的我们听来，似乎可信度不是特别高，但人们还是传得神乎其神。而奶奶，是宁可相信真的存在。
家里习惯在每年的冬至祭祖。我在读小学期间，几乎每年都跟随父亲、大伯、二伯及堂哥、堂姐一起上山拜祭祖父。墓碑描色、放金银纸条、除草是例牌的扫墓动作。拜祭品一般都是五生（鸡、鸭、鹅、鱼、蛋）或三生（五生中任搭三种）在拜祭过程中，加上水果、糕粿、饼干等等，也算丰盛。只是挑着拜祭品上山、下山，在荒山杂林中一路走来，也蛮辛苦。我们小孩子经常会跑到后山去玩，找树上掉下来的松球，找各类野花。印象中最喜欢的是栀子花，有点像鸡蛋花，白色的花瓣、浅黄色的花蕊，又有一阵淡香，非常可人。每年的祭祖，好像成为家族的一次聚会，也是孩子们的一种乐趣。大约是1992年左右，爷爷墓地大概因为征用的原因，重新迁徙新址。父亲兄弟几人忙碌了一番，爷爷墓前门庭一新，家里亲戚也都相信祖坟风水更上一筹。
人都有许多愿望，未能完成的，都寄托先祖显灵或找到一块风水宝地，习惯拜托给了先祖。心存寄望总是好的，但更需靠自己一步一步去努力。
如今算来，奶奶守寡已38年了。有时我挺佩服她，不知道要在多少个失眠夜里和思念浓密对话，要在夜里落下多少眼泪，才能独自从容面对这30多年来的月圆月缺。
（四）坚强而乐观的奶奶
外曾祖父到国外之后，奶奶和老姨由族内叔伯代为抚养，和她们的叔叔、堂叔一家住在一座方形的院子（奶奶姓陈，我们习惯称为陈厝旧宅）。鼎盛时期，这座院子住着5户共约30口人。而我们姐弟5人，都是在院子里出生的，我和双胞胎妹妹，在这里居住了10个年头，度过了童年时代。这是后话，另起再述。
奶奶和老姨母幼年的生活，总体还是不错。有众多堂兄弟姐妹和睦相处，族人也算宽厚相待，偶尔还能收到外祖父他们寄来的信批和衣物，信批可托人在香港换成中国银票，倒也衣食无忧。
1940年前后，动乱时期，日本鬼子进村。来的忽然，无处可逃，奶奶及几个姐妹被长辈安排躲在中堂大厅的神龛下面，用厚厚的稻草遮身。可是日本鬼子依然要用刺刀插一下稻草堆，搜查一番。幸好稻草够厚，或是日本鬼子没有那么多耐心搜查，几个女孩子，哆哆嗦嗦、极为幸运地避过了一劫。后来老人们都说是先辈的神灵在保佑她们。
奶奶在外曾祖父远走他乡的第5年成婚，嫁给爷爷离开了陈厝旧宅。
爷爷家在莲上镇，和奶奶所在的莲下镇挨着，距离4～5公里左右。爷爷比奶奶大8岁，比较魁梧，而奶奶身高不足1.5米，现已收缩到1.4米左右吧，身材特别娇小，行动却利索得很。想来当年的奶奶站在爷爷身边，应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爷爷和奶奶生了8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剩下7个按男女分别排序：大姑、大伯，二伯，父亲（排行三），二姑，小叔，小姑。到了大姑妈结婚的时候，奶奶还怀着小姑，挺着大肚子张罗大女儿出嫁事宜。小姑就比大表哥年长一岁，两人一直相互陪伴长大。
邻镇的亲戚家提出领养小叔的想法，他们家只有三个女儿，缺男丁。当温饱成为家里首要问题时，爷爷奶奶权衡再三，同意将15岁的小叔过继过去。小叔自然不肯，总觉得被父母及兄弟姐妹所抛弃，但那边生活条件稍好，不必再穿哥哥们二手三手退下来的补丁衣服，有粥有饭有咸菜，慢慢也心安并融入新家庭。后来这亲戚家的大女儿成为我们的小婶子，小叔就如入赘女婿，奶奶也就明确把小叔子当成了外嫁女来对待。
爷爷家境贫寒，划分家庭成分时归集到贫下中农的行列。一大家子蜗居在60多平方的屋子，所谓的屋子其实就是一条3米多宽、20几米长的狭长通道，安置了三个小房间，一个灶房。孩子小的时候，经常按男女分类两张床就搞定了。大伯成家时，爷爷在屋子旁边的洼地加建一间小平房。到了二伯结婚的时候，二伯和父亲住的房间成了婚房。父亲就要到堂弟家借宿，有时在东家，有时在西家。
父亲虽也长得一表人才，但因家里穷，婚事一直没着落，是当时的大龄“剩男”群体。直到27岁的时候，经村里媒人撮合，母亲见他颜值高忘了看家底，才结束了单身状态。
父亲和母亲刚处对象不久，爷爷就开始吃不下饭，喉咙痛，变得消瘦，有时还要卧床休息。据奶奶回忆，爷爷对这个准媳妇比较满意，每每从外面做工回来，一进门就问老三那位有没过来吃饭。后来卧床那段时间，母亲有空也常来陪爷爷说说话，聊聊天，安抚他的情绪。
爷爷病情开始恶化，家里商议赶紧操办老三的婚事。母亲就在1978年冬天“赶凶”嫁给父亲的（潮汕地区有习俗，一般家里长辈过世后要前后间隔三年才能结婚，如果小孩已经有对象了，发现家里长辈快不行的时候，就会趁着老人家过世前赶紧结婚）。
父亲结婚的时候，家里实在腾不出多余的一间房，奶奶想起陈家旧宅在老姨出嫁之后，一直空置，经充分沟通后，决定让父亲以外甥身份入赘到外曾祖父家，相当于陈家后代。这开启了父亲后“伺外祖”（拜祭外家祖先）的岁月，直到现在，外曾祖父那边所有的亲戚往来、人情礼仪、过节祭祀等事情，都是父亲在操办，代舅公他们履行后辈职责。
正是这个机缘，让我此后有机会近距离深入了解奶奶娘家的故事，并见证、亲历这座院子的变化。
陈厝旧宅中属于外祖父家的物业只是大厅右侧的两个房间，父亲的婚礼便在这里仓促举办了。
除了床是新购置外，其他家当皆是临时拼凑，两把凳子是奶奶家腾出来的，旧餐桌不知是哪家亲戚退下来的，一对沙发茶几是从母亲姐姐（我的大姨）家搬过来。还好大姑送来一个小衣柜作为贺礼，加上母亲的嫁妆——一台凤凰牌26寸自行车，一台上海缝纫机，才有了点新气息。
父亲婚后1个多月，爷爷终于熬不过新的一年在腊月28走了。办完爷爷丧事的第二年春天，奶奶委托有威望的二老叔主持，宣布了父亲三兄弟的分家决定。一个10多口人的大家庭开始以小家庭为单位各自独立生活。分家后赡养奶奶的责任，自然就由大伯，二伯和父亲来分担了，奶奶每月按旬轮流在三个儿子家中“吃伙头”（居住、吃饭），而尚待闺中的小姑则跟着长兄、我的大伯一起生活。
就这样，30几年后，奶奶又重回陈家旧宅生活。每月在我家的10天，倒让她欢心，门前屋后，不是亲戚就是旧时相识，聊天串门，消遣节目也多。
后来我们姐弟五人陆续在这里出生。自从有了第三个妹妹，奶奶过来我们家的时候，晚上就带着我和冰睡觉。奶奶的床简陋，两个条凳为床脚，铺上三片整齐的木板就拼成了床。再在墙上顶上四个钉子，拉条绳子挂起蚊帐，就成了我们婆孙三人晚上的天地了。
拼接型木床也实用，拼拆方便。要是奶奶没轮到在我们家，夏天晴朗的夜晚，父亲就把床板一拆，搬到院子里斜靠着屋檐下的台阶，变成矮滑板。我们几个小屁孩特爱这样的夜晚，大人摇着蒲扇纳凉喝茶聊天，我们在矮滑板上玩乐，数星星。玩累了一人一块木板倒头就睡。等到夜凉了，暑气消退，父亲再把我们一一抱回里屋。
奶奶不识字，偶尔从听收音机听来的故事，也会以她的理解转述给我们听，但更多的是讲些日常生活中的小趣事，只是多数我都不记得了。
一直到我七八岁左右，家里买了一张1.2米的折叠木沙发床，我们才和奶奶分床。沙发床白天当沙发用，晚上打开来，我们姐妹四个横着并排睡，睡姿各异，维持至我10岁搬回莲上新家。
从我记事以来，印象中的奶奶一直很乐观，不打牌，爱笑，说话嗓门也不小，但不过分理事，有点无心无肺。爷爷去世后家中很诸多事情都由大伯来牵头、拍板，父亲附议，二伯虽意见多，但最后支持率不高。奶奶也愿意丢给孩子们去决策，乐个清闲。
奶奶耳垂厚实、人中长，据说福相十足。
母亲总说：人中长的长寿，不信你们看看奶奶。
这一点确实在奶奶身上得到了印证。
奶奶常年戴着一副最传统的圆圈金耳环，耳环把耳垂拉得老长老长，洞口也因长年的拉力而变得非常大，可以塞进一颗米粒。
近10年来，奶奶耳聋的情况加剧，又不喜欢戴耳机，跟奶奶聊天说话基本靠吼，辅以动作比划，或者要靠的特别近，在她耳朵边大声说。
越来越年长的奶奶，如今更像个孩子。
变得喜欢打听事情，有段时间见母亲或弟弟妹妹买东西回家，总要逐一问清价格才肯罢休。妹妹们总结出一个规律，即便说少一个零，也可能换来奶奶的一阵唏嘘和感慨。
耳聋之后听不到大家在说什么，奶奶总是着急，老想知道别人谈论的话题并参与其中。到后来她已分辨不了自己说话的声量，有时她一开口，不是以高分贝吓到家里人，就是听不清楚她的问话。父亲打趣说：别人不知情的，可能会以为是我们家经常吵架，或者整天在责骂奶奶，冠一个不肖子孙的名堂，也不为过。
奶奶总体来说比较开明。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和规矩，也不会墨守成规。比如在一些习俗上，她的尺度也放得松，会说明惯有的做法，但由后辈自己决定，不会有强烈意志要我们务必执行。告诉她一些外面新奇的东西，她也能平和接受，至多来一句：“哦，现在的社会都变成这样啦！我都不知道啦！”
奶奶爱整洁，也喜新衣。孙女们不时帮奶奶添置衣服，每次都能让她乐呵呵一阵。但她又总舍不得穿，老说要等到喝喜酒，出去吃饭逛逛，才肯换上。
（五）奶奶的压岁钱分配艺术
在大家族中，给压岁钱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奶奶的压岁钱收配模式一直在调整，兼顾平衡和公平。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思维习惯之一。在压岁钱的问题上，奶奶此前的处理方式一直存在异议。奶奶的7个女子中，每个家庭的孩子从2个到5个各不相同。每年到了给压岁钱的时候，就有了不同的声音，所谓的公平意识开始抬头，也经常埋怨奶奶偏心。
早年她的做法是每个孙辈按照人头均价，比如都是10块。后来孩子少的媳妇，就会有意见了，并且每家给的压岁钱又不同。“一碗水端平”，不见得是真正的公平，也未能服众。
后来，奶奶换了新方式——按照每个家庭为单位，给个相同的总数。比如每家都给100块，而且不论这家小孩多少，都是按照这个总额来。这一来孩子多的家庭，可能又觉得不公，其他哥哥姐姐一人50，为什么我就20。
任何人都习惯站在对自己最有利的角度去争取最大利益，我想这也是多数人的思维模式。
随着生活实践的丰富，奶奶学会了变通，推行“收一半，返一半”的做法。这是她老人家经过多年的摸索才定下的尺度，相对公平的规则。比方说，你这家给我1000压岁钱，我就给这家孙辈500；你给我600，我就给孙辈300。这种“返现”50%的做法，让大家有足够的心理预期，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认同，也就延续下来了。当然，若论“输赢”，依然有“吃亏”或“占便宜”的家庭，关键还是依你个人愿意想实际给到奶奶多少，不过看起来仍不失为一种“丰俭由人”的人性化做法。
二伯每年给奶奶压岁钱最稳定，从90年代的60块一直保持至今，既未随着家庭经济好转和人民币贬值而上浮，也从不和兄弟姐妹“攀比”，恰如其分地阐释了他“孤执”（孤僻而固执）的外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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