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影响在我们身上唤醒同情和团结一致的感觉，驱使我们朝向他人；正是社会，按照它的像形塑我们，将宗教、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注入我们，调节我们的行动。为了扮演我们的社会角色，我们竭力扩展我们的智慧，并且为了这种发展，也正是社会通过传递给我们它的可信赖的知识储备来提供给我们这种发展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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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人是文明人的实质，是生存/存在的杰作。我们被剥夺了生存的理由；因为我们所能够珍视/依附的唯一生命，不再与任何现实之物相应；仍然基于现实中的唯一存在，不再满足我们的需求。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所以那能够满足动物或儿童的存在，不再能够满足我们，而另外一种则隐去，令我们不知所措。所以我们的努力再也没有目标，而且我们感到它们都落在了空处。”
“实际上，正如赵立玮隐约看到的，《自杀论》中的四种自杀类型，其中具有病理学色彩的论述，正包含着涂尔干对现代社会之病态及人心危机的深刻见解。这四种自杀分类，与其在道德教育课程和“道德事实的确定”中论述的纪律与依恋这两类道德要素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中，自杀现象的大幅增加，既是人性道德本原的失常，也是社会病态和异常的表现。涂尔干的这一思路，最终在其原始宗教的研究中得到了完善。社会的生成、稳定与变化，反映了集体生活的道德状态。从集体欢腾中产生的神圣性及集体理想，外化为凌驾于个体成员的权威与纪律、信仰与仪轨。对集体理想的依恋和对外在权威的服从，是健康人性和社会的内在要求。所以，现代社会的真正危机正在于它可能背离人性与社会的普遍本原，对原始宗教的“返回”正是要找到这普遍本原的基本状态，由此来诊断现代社会之病症。
但是，涂尔干对人性与社会本原的讨论，决不意味着他想要效仿某些哲学家，主张发动一场集体欢腾的革命来对抗现代危机。在深层次的普遍本原之上，社会有着更为真实、具体与多样的历史现实性。社会过于“现代”的病态，同样表现为越来越多想要“反抗现代”的人们，掀起一场场新旧革命的浪潮。要摆脱在极端潮流之间的摇摆和彷徨，恰恰不能依靠幻想和强力，而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理解现实。”
“与唯我主义者不同，失范者并不脱离集体生活，也并不高度主观内向，可他生活和行动的社会领域本身却混乱无序。人们彼此接触交往，却没有真正的集体生活，没有公认和确定的规范与权威。唯我主义者的激情，随集体生活的消失而消亡；失范者的理智也因现实的无规范而无所依存，所以完全无法约束感性的欲望。在涂尔干看来，工商界正是社会失范的代表领域。在这个领域，人们密切交往，却只是为自己的欲望而行动，力求在每场斗争中占得上风。人们只承认强力，却没有道德共识来遏制欲望。”
“他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体会到了孤独和社会瓦解的痛苦之后，‘他们要寻找一个持久的对象，让自己始终依恋于它，从而给自己的生活以意义’。但是，由于唯我主义者过于个体化，沉溺于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只能凭空编造出某种理想的现实来满足自己。在思想中，他们创造出一种想象的存在，让自己成为它的奴仆，为它献身。他们越是专一于此，就越是脱离其他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自己’。不过，斯多葛式自杀者并不只会自杀，他们还会杀人。为了至高无上的神，为了伟大和崇高的理想，他们将自己的生命都视如草芥，更勿论他人的生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堪称利他主义杀人的典范。涂尔干完全清楚，战争、革命和宗教掀起的种种狂热和亢奋，演出了一幕幕屠杀和献祭的活剧。在他身后的百年中，以理想和宗教而杀人或自杀的剧目还在不断地上演。”
“涂尔干（2014:46-49）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社会而非家庭或职业群体乃是个人所从属的基本集体组织。这一“首要群体”高于次级群体，并由次级群体复合而成。它自身产生某种最高权威，要求其成员服从，而“不服从任何其他正式建构起来的最高权威”（渠敬东、李英飞,2015:xviii-xix）。“国家”常常用来指代政治社会。如果构成政治社会的集体是具有统一语言、文化和习俗的民族，那么国家就同时具有了民族共同体的含义，成为民族国家。7承载着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家，产生出某种神圣性，要求其成员履行作为公民的道德义务，并组织相关的崇拜仪式，维护本民族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在面对其他民族和国家时，保护其成员不受侵害，维护集体自身的完整性（涂尔干,2015:61-62，71）。基于民族集体产生的道德情感，能够生发出爱国精神，克服极端个体主义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唯我主义自杀反而减少的原因（涂尔干,1996：208-215）。健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是国家的应有之义。但现代国家因其所处的现实条件，常常不能使爱国主义保持中道，而是潜藏着趋于极端化的危险。这就是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危机。
在涂尔干（2015:101-111）看来，如果现代国家不诉诸群体或制度中介，任由大众民意直接左右政治决策和行动，这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反政治的现象。现代国家中民族集体的容量巨大，与现代社会高度抽象的特点相结合，极易产生出巨大且不稳定的激情和力量，使政府变成对“流传最广的‘大多数人’的观念和情感”的直接反馈。”
“在‘价值判断与实在判断’中，涂尔干（2002：85-90，95-97）批评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着眼于个人与社会的效用，认为价值客观存在于现实的社会意见及有用之物中；后一种观点则从超越性的维度出发，认为价值并不来自平庸的现实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相反，真正的价值来自超验世界，是高于现实世界的理想。它或者来自于上帝或神，或者来自于人性的超越性维度，能够超越现世来构建理想。但在涂尔干看来，价值与理想既非完全来自个体和现实效用，也非只是超验世界的神圣想象，自由的主观创造。价值与经验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理想既在现实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中得到具体表达，又高于这些具体可见的层次，存在于社会的宗教信仰、伦理意识之中，表现为不那么稳定的集体观念和情感，一种活跃的‘精神生命’。不过，这两方面决非截然对立。‘只有被所有人发现和理解，并表现给所有人，在物质对象中得到具体的实现，集体理想才能呈现出来，并意识到其自身’（涂尔干，2002：102）。不过，集体理想也不只是对社会现实的规定，后者只是前者的‘异化’。相反，集体理想同样‘反映’着社会的状态（state of society），也就是它的组织方式、生活条件、时代状况与物质环境。思想方式和更根本的思维范畴，都是社会集体生活的产物。”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我们昨日所是的那个人”。
“在一段时间里，整个群体都倾向于个人主义，而在另一个时期，博爱的社会愿望却占了优势。昨天，人们都倾向于世界主义，今天，爱国主义又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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