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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复旦大学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出自这本《尚书大传》

原来复旦大学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出自这本《尚书大传》

作者: 翰若诗 | 来源:发表于2022-05-08 11:49 被阅读0次

    原来复旦大学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出自这本《尚书大传》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首诗歌出自传统典籍《尚书大传》,据说是大舜在与群臣宴会时所唱。

    所谓“卿云”,据说它的特点是“若烟非烟,若云非云”。

    这种云彩萦绕在天空,古人认为是吉祥的象征。

    此时的大舜正准备将天子之位禅让给大禹,就像当初帝尧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自己一样。

    一位又一位圣贤接过治理天下的重担,用他们的美德与智慧指引黎民百姓,就像是太阳与月亮的光辉在天空上交相辉映️️。

    这首诗歌,以它高远的意境和丰富的内涵,在千百年间备受赞誉。

    南朝著名诗论家钟嵘在《诗品》中说:“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

    明朝著名诗人徐祯卿也说:“诗理宏渊,谈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

    《卿云》《江水》,开《雅》《颂》之源;《烝民》《麦秀》,建《国风》之始。”

    上个世纪初,教育界的先驱们就是从这首诗歌中得到灵感,将国人自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命名为“复旦大学”。

    然而,这样一首流传千年的诗歌,在近代却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

    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但以文学史的眼光仔细观察,这诗的字法、句法、音节不独非三代前所有,也还不是春秋战国时所有,显然是汉人作品。”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指出:“辞仅达意,颇有古风,而汉魏始传,殆亦后人拟作。”

    学者们之所以会对这首诗歌产生怀疑,除了近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尚书大传》这部书的性质。

    我们知道,秦始皇为了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实行了“焚书坑儒”的暴政,从而导致很多儒家典籍几乎失传,《尚书》正是其中之一。

    汉朝建立之后,为了发展国家的文化事业,鼓励民众积极献书,并且希望以国家的力量组织学者研究儒家经典,从而设立了“官学”。

    然而经过暴政与战火的摧残,硕儒耆老零落殆尽,大汉朝廷竟一时难以寻找到一位研究《尚书》的专家。

    所幸经多方探访,终于在济南发现了一位名叫伏生的老先生,他曾在秦朝担任“博士”之职,毕生以《尚书》为业。

    于是汉文帝派遣晁错向这位年过九十的老先生请教,最终将《尚书》列为官学。

    《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流传的与《尚书》相关的书籍中,有“《传》四十一篇”。

    所谓“传”,当时专指解释儒家经书的著作。

    有学者认为,这四十一篇《传》,即伏生所作的《尚书大传》,是伏生对于《尚书》的解说。

    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又为《尚书大传》做注。因此《尚书大传》一书具有极高的思想与文献价值。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尚书大传》的命运却十分坎坷。

    到了宋代,学者们已经很难见到此书的完整本。

    到了清初,大学者朱彝尊编撰《经义考》之时,此书已经被著录为“佚”,所以一般认为《尚书大传》全书在明末已经失传。

    不过,这样一部重要的文献,古代的学者们又岂会任由它烟消云散呢?所以从清初开始,学者们就前赴后继地开展起对《尚书大传》的辑佚工作。

    所谓“辑佚”,就是从依旧在世间流传的文献中,将那些已经失传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来。

    假设某一本书已经失传了,但是还有一些存世的书籍,曾经引用过这本书的内容。

    这样,学者们就可以通过各种严密的考证,将这本失传的书“复活”。

    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尚书大传》,实际上是前代学者们辑佚的成果。

    换言之,包括这首脍炙人口的《卿云歌》,实际上是从各种其他的传世文献中摘录出来的。

    因此,这些内容并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

    甚至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记载,几本古书中的文字内容会有很大差别,尽管他们都声称自己引用的是《尚书大传》中的记载。

    比如这首《卿云歌》,关于这首歌是何时创作、舜是在何种场合吟咏这首歌、群臣作何反应,各种文献在记载上皆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清代辑佚之学的名家陈寿祺也感叹,这一段记载:“书籍征引,阙佚不全,又先后乖舛。”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梁启超等近代著名学者会对这首歌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了。

    虽则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尚书大传》中蕴含的思想、记载的故事以及对《尚书》文本的解释,都在历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因此,它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想、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重要材料。

    有清一代,如朱彝尊、孙之騄、孔广林、陈寿祺等学者,都进行过《尚书大传》的辑佚工作,相关成果达二十余种。

    其中,以陈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最称善本。

    陈寿祺在孙之騄、孔广林等人的基础上,“覆加稽核,揭所据依,稍参愚管而为之案”,案语精当,辩证精细,改正前人辑校的阙失与讹误,对复原《尚书大传》极有裨益。

    在陈氏之后,集成《尚书大传》搜辑、校订与考证、阐发之大功者,则必推皮锡瑞的成名作《尚书大传疏证》。

    皮锡瑞在陈寿祺辑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补遗漏、广异文、正讹误,搜辑更完备,考订更精确,编排更合理,形成更完善的《尚书大传》文本。

    同时,他从文字、史事、制度、说义等入手,对《尚书大传》全面疏证、阐发,征引详明,疏解透彻,议论精当。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皮氏此书更是一座绕不开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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