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十八了，94斤。我不信。
一米七的个头，男生，干的是装卸工的活。然后你跟我说，你不到100斤，这也太扯了吧。
那就上称幺一下呗。
电子称上的红色数字跳了跳，定格在46.7。
称是不可能错的，那台称我一天幺三次，数字变小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我一直无比坚信。
可这偏偏是个事实，一瞬间，我喉头发干，语塞。
要不是老子吃了太多苦头，数字得翻一番。他说这话的时候，像是诉苦，又像是炫耀。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他，留意那张放荡不羁贱贱的脸。
他穿着打洞的牛仔，染着红色的短发，扎着闪亮的耳钉，一句话里要蹦7个脏字，完全是一副娇生惯养的放荡子模样，哪像个受过苦的人。
就算他是，可谁家的孩子18岁不上学，放着舒服日子不享受，来过这种通宵干活的苦日子？他是跟家里赌气，来这儿躲着混日子的吧？嗯，一定是的。
可他干起活来实在卖力，从晚上8点到凌晨1点，在从3点到早上7点，除了偶尔喝口水，他一直都在闷头扔包，几十上百斤的包裹是我无法接受的挑战。一车货结束，汗水就会湿透他的红发，很矬地趴在脑袋上，像极了高鼻子的小丑。
有时候实在太累了，他会脱掉工服，光着膀子蹲在操作间外，叼支烟，顺便蹦上几十个脏字，来显示他的家教与受过的教育。可他裸露的肋骨与疤痕似乎在证实他大概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足足盯了他一个月，然后发现了一些他的秘密，比如他从来不喝工厂里发下来的饮料，比如就算天要热死人，他总是穿着长裤，比如他空闲的时候总和一个姑娘打很长很长的电话。比如，我就像个侦探，开始慢慢接近事情的真相。
那天，在公司人事那里办事，顺便聊起了他。人事的姑娘说道，让他写紧急联系人，他说了句他爸妈早都走了，还瞪人，真怪。
或许其他人听不懂什么意思，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瞬间懂了这句话，走了就是去世的委婉说法。瞧着他写得乱糟糟的字，像是散落进风里的枯枝，没有一丝生气，没有一点依靠。
我开始信了。
那一天我跟女朋友闹矛盾，心里闷得慌，无人诉情衷，索性大醉一场。绝少喝酒的我闷头灌下两瓶啤酒，然后迈着轻飘飘的步子，走在魔都一个鸟不拉屎的乡郊，想着所谓的梦想，看着现实，然后泪流不止。然后不小心就遇上了他，他正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
“烟，要吗？主管。”他随手递过来一支中华。
“呦，档次不低，我不会抽。”我稳了稳身子，坐在他旁边，“一个月得花不少钱啊！”
不是我买的，上个老板欠我三万块钱没给我，他每月给我1000块钱和两条烟。
擦，打火机点燃了我嘴角的烟，也照亮了他手上一条长长的疤。
“这个原先打架给刀扎的，当时我十三，力气小，吃亏了。”
“为啥事啊？”半晌，我扔掉了快烧到手指的烟头，又接过一支点上。
“收保护费呗。”这条理由的确叫我承受不起，十几岁的孩子打架斗殴不过是意气用事，没有明确的目的，可他……
“缺钱，饿啊！”
从他满不在乎的口气里，我听到了多日来想得到的答案。
他三岁的时候，父母在工地上出事，双双离世。公司赔了十多万，由他姑姑与村支书共同支配。一个来抚养他长大，一个供他上学。她姑家里孩子多，他偏偏又调皮捣蛋，再遇上一个脾气火爆的姑丈，铁定没有好果子吃。
“打我记事起，我脑袋里整天只想一件事，吃饭。要是以前我吃得饱，个子要比现在高，体重也多不少。我看过我爸照片，他又高又壮。”
在学校里同学歧视，老师不待见，回到家表兄妹不理，姑姑姑丈冷眼相待，他觉得他就像个累赘，放哪儿都多余。他蹲在爸妈的坟头呆了一宿，天亮的时候，将偷来的半瓶除草剂仰头灌下，他想着该解脱了。
或许是命不该绝，或许是还有更多的苦难要他承受，他被邻村的女孩送进了医院，捡回一条小命。
“你想死就死透点，家里钱多花不完啊，整天他娘的没事找事……”
彼时他刚刚醒过来，洗胃洗得他死去活来，没有一句安慰。几千块钱的花销叫他看清了这些人的嘴脸。
“胃伤了，只能喝白开水了。”
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医院，顺带着拐跑了一个姑娘。
“跟家里干仗，跑出来了。在坟地那儿瞅了你一宿。”后来，那个姑娘这样跟他说。
两个半大孩子离开了父母的庇护，就像是迷路的羔羊，在现实这头恶狼面前，除了用稚嫩的尖角去抗争，也只有待宰的份了。
没钱，饿，受尽白眼冷落，他瞅了瞅身边那张惨白的脸，做出了决定，加入小混混收保护费。那段时间他卑微得像路边的野草，渴望远离尘土飞扬。他不是陈浩南，也不是山鸡，姑娘也不是小结巴。
抢别人落进口袋的钱，无异于虎口夺食，骨头可能抢到，被咬伤也是常事。就这样，他带着姑娘混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但想如洪七一样带着婆娘闯天下注定只存在小说里。
很快，姑娘的家人找到了他们。他本想被打一顿也是应该的，他愿打愿挨。可出乎意外，姑娘父亲却跟他说到，她不是个正常的女孩，脑子有点不好使，但她愿意跟他在一块，如果他愿意，等到两人大点就成家；当然他不愿意，也不勉强。
他瞧着阳光下的影子，看了看远处那张灿烂的脸，点了点头。
十三岁打架斗殴，收保护费，无恶不作，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这一刻却突然觉醒了。改行，端盘子跑腿，理发厅学徒，一晃过去了两年。超市理货员，电子厂操作工，从郑州跑到了上海，一晃又过三年。
这期间他为了生计骂过无数人干过无数次架，还为了心爱的姑娘，大腿留下两道丑陋的长疤。
有时候太累了，他会买一瓶白酒，喝光随便躺在哪儿就睡，桥下，路边，树林。他说其实有时候人想死也不容易，还是活着好，想吃啥买啥，想爱就爱。
抽完第五根烟的时候，他坏笑着说道，跟媳妇吵啥架啊，过了年我回郑州，准备结婚了。
依旧一副浪荡子模样，留下一个大大的烟圈，走了。我仔细看看，嗯，还是那个高鼻梁的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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