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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古罗马帝国的辉煌》
马略的军事改革使得罗马军队的成分发生了根本变化，无产者成为军队的主力。无产者参加军队的主要目的是找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固定职业，并且在战争胜利后分配到丰厚的战利品。与此相应，罗马士兵效忠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效忠于共和国，而是效忠于给他们发军饷的雇主，即军事统帅。
试图从富有地主手中挤出少许土地来让失地农民安身，或者依靠发放廉价粮食来满足无产者的一时之需，并不能真正解决罗马的社会危机；只有为饥寒交迫者提供一种新的谋生就业之道，才是根本的解救之途，尽管这种解决方案同时又埋下了另一种更严重的隐患。
苏拉一方面将一批最有钱有势的骑士吸收进元老院，让他们加入贵族的行列中；另一方面又通过取消骑士阶层的特权地位（如剥夺司法权等措施）来促使中小骑士逐渐与平民相融合。经过一番重组和增补，苏拉将元老院的员额从共和国创建以来的300人增加到600人，使许多具有经济实力的骑士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在和平时期，执政官主宰行政事务，却不能执掌军权；等他卸任执政官之后，可以到行省去统领军队，但是已经不再是国家行政首脑了。苏拉的这一招可谓是用心良苦，其目的就是防止执政官掌控军队来与元老院对抗，像马略（以及他本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但是这项改革措施同样也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到了共和国末期和帝制时代，拥兵自重、威胁国家稳定的恰恰是那些在行省执掌军权的总督，他们利用手中的军权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最后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所以后来老谋深算的屋大维一直要把那些需要驻军的边疆行省的统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苏拉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给予意大利人以平等的公民权，从而缓解了意大利各族群之间的矛盾，加速了意大利人罗马化的进程。因此，意大利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概念，就是从苏拉才真正开始的。
无论是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还是近代的孟德斯鸠，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民主制适合于城邦小国，贵族制适合于中等规模的国家，而大国只能采取君主政体，只有依靠军队支持和人民拥戴的集权君主才能有效地统治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罗马共和制的实质是元老院主导下的二元权力平衡，它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协调的贵族政体罢了。
古代有罗马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化，近代也有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帝国的出现，二者都是趁着贵族和平民斗得两败俱伤、精疲力竭的时候，由一位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横空出世来收拾残局，结束战乱，给人们带来和平。从此，贵族们不再掌控国家政权，平民们也不再要求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力交给一位大权独揽的统治者，老百姓就好好地过日子罢了。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历史节律，很好地揭示了寡头政制、民主政制与君主（或僭主）政制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言，苏拉的改革只是抚慰病入膏肓的罗马共和国的镇痛剂，恺撒和屋大维的革命才是终结共和国危机的特效药，但是它同时也终结了共和国
苏拉死后，卢库鲁斯、克拉苏和庞培三人就成为苏拉派的核心。后来卢库鲁斯退出政坛，另一颗政坛新星开始升起，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60年，克拉苏、庞培、恺撒三人缔结了一个秘密协定，形成了“三头同盟”。后来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又组成了另一个“三头同盟”，因此二者分别被叫作“前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这两个“三头同盟”很快就突破了“苏拉体制”，改变了罗马的命运，最终将共和国送进了历史墓冢。
卢库鲁斯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并表示不会为此专门进行准备，他转头对随行仆人吩咐了一句：“今天晚上我们在阿波罗厅用餐。”然后就陪同西塞罗和庞培一路谈笑返回府邸。结果当晚在阿波罗厅举办的那场宴席，其奢华程度令西塞罗和庞培瞠目结舌，其价值据说约为5万德拉克马，而当时一个罗马平民一年的收入大概是5000德拉克马。也就是说，卢库鲁斯为西塞罗和庞培安排的这顿晚餐“吃”掉了一个平民10年的收入。
克拉苏的救火队先不救火，而是让遭到火灾威胁的房主把房子折价卖给克拉苏，如果房主拒绝，救火队就坐视不管，任凭大火将房屋烧得片瓦不留。大部分房主在紧急情况下只好同意将房子低价卖给克拉苏，然后克拉苏的救火队才开始救火。克拉苏就以这种方式买下了大量的罗马危房和土地，然后将遭受火灾的房子推倒重建，由此成为罗马最大的地产商。
庞培在对西班牙的征战中，不仅呕心沥血，历尽艰辛，还耗费了他本人和国家的大量财富，好在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从此以后，西班牙就成为庞培势力的根据地或大本营，在庞培死后仍然由他的儿子和部属所控制，最后才被恺撒和屋大维收服。
公元前60 年，在恺撒的调和之下，明争暗斗的克拉苏与庞培握手言和，三人秘密缔结了“三头同盟”。从此以后，罗马政坛上的主导者已不再是日影西斜的庞培，而是旭日东升的恺撒了。于是，比“伟大的庞培”更加伟大，兼具文韬武略的尤利乌斯· 恺撒就鸣锣上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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