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克利实验室参加会议，中午听到个故事。
二战时一个日本军人要报名参加敢死队，但是没有被录取，理由是他有老婆小孩，军队优先了那些没有家庭的志愿者。过了几天，他妻子带着小孩跳崖自尽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心里WTF日本人真的很变态。但还是把故事听下去。妻子留了遗书意思说我们并未死去而是去了更美的地方，请你尽力报效祖国我们等你相聚。。。丈夫哀痛而泣，却一边为流下的泪水抱歉，这抱歉不是我连累你们死去，而是我不该流泪。。。
我慢慢咀嚼这故事，想象这家人平日的生活，妻子做决定的心情，丈夫得此噩耗的模样，似乎觉得，他们并非我一开始想得那样疯狂。这份牺牲和成全，好像也有令人敬畏的。
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的人对我说：我们的生命对于人类的进程，不是零点一秒，是人类的历史，相当于宇宙的长度，也不过是一天。哪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在意生命的长度，却无视他的深度呢？
生死大义，有人会觉得那对夫妇不珍惜生命，我倒是觉得，他们对生死的了解，清楚过许多人。
当然，这个话题有点写不完。对一位很lady的lady而言，在Berkeley Laboratory这种严肃的地方，和一位研究人类生存环境的科学家讨论生死，除了孤独，还有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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