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记事起，S君的父亲已经五十上下。那时候，人们普遍衣着破旧，他也如此；他并且瘦骨嶙峋，所以从我童稚的眼光看来，他俨然已经是个小老头。
据说，他在文革中遭受批斗，那么，这种事，对他总很有影响。至少在我看来：他那时没有在村里表现出过分的强横。但他那张瘦削的脸始终板着，不露出丝毫笑影。本来，像他这样，几乎是一个怪物，孩子们——包括我——是不必和他亲近的。但他掌管着大队部唯一的一家小店——可能他年轻时就在镇上做这样的事，他有经验——于是，村里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我不得已，而接触他反而是最多的。
那店设在我们村子里。那时，村子中央的公场上，颇有几户被村里人称作资本家的人家——类似S君的爷爷，即六少爷家——但这几户资本家，据说都移去了大城市，甚至于海外，所以，只留下几幢空荡荡的、二层楼的楼房。
小店临河，并不大，只用了其中一幢楼房的底层的一间。但即使这样，整个大队部，四方远近的人们都要来这个小店买东西，那些远的，至于隔有五六里的路。小店是个杂货铺，几乎应有尽有。但这处小店，在我记事起，开没有几年就搬走了，我那时不过五六岁，或者六七岁的样子，记忆里，我只受了父母的差使，打过几回酱油。
小店迁去的地方，比原先资本家的楼房，去我家更近了，在村子南面的一条河上——这条河，村里人唤作新开河。
新开河东西流向，正好垂直村子里南北向的河浜。我从家里出来，南面走几十步，踅去右边，渡过横跨河浜的小桥，再南走十几步，就到了新开的店了。所以，相去总不过百步之远。而我，其时也渐渐长大，并且入了学，所以，有钱没钱，因为附近就是小店，便一直去小店玩。
那时，店的规模扩大了，也许有原来的三倍。而人手，也从原先的S君父亲一人，增加到三人。
S君父亲也仍旧一副刻板的样子，脸上没有笑容。我有点怕他。有一次，我拿了一张五元的纸币，去店里买糖。正好轮到S君父亲当班——他们三个堂倌，大多时候轮流当班——他看着我手里的钱，也看着我，露出一副十分严厉的神情。他不仅没有卖给我糖，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母。我当然受了父亲的挨打。
那时，我父亲在村里当保管员，他有一个小的像赤脚医生行医时所背的药箱一样大的木箱子，里边，时不时的会装一些村里的钱。父亲平时把木箱子锁着。我那时也许口里淡出鸟来了，找来了父亲藏着的钥匙，打开木箱，就拿了这张巨大面值的钞票——说巨大，在现在看来，那时的五元钱，不啻如今的几千块了。
那么，S君父亲的这一次做法，虽然在那时让我一直耿耿于怀，在后来，我懂事后，终于要感谢他的。这是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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