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中国是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一是说，中国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一是说，中国史记悠久，上下三千年。大体来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史，（野史不说，多是风流史）就连神话也与政治脱不了干系。因为人类作为群居智人，在寻求向上发展的需求和欲望的驱使下，必然导致人类以权利和政治作为手段，来谋求最便捷高效的发展方式以达到更高层次的善的目的。所以说政治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或者说政治活动是人类寻求发展的意志。
这就必然使史记史书的对话体系，是在与权力阶层或者说与政治体系作对话来达成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是为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在孔子传末尾写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就可以知道，司马迁作史的目的与孔子相差无几）；司马光花费二十年心血，写下资治通鉴，道尽王朝兴衰，历史因循，就是想送给他的老板宋神宗一面镜子，也好给后世君王参考借鉴。
明白了史书的对话体系，才能明白史书作者作史的目的，明白了史书作者作史的目的，才能明白读史时应该持有的态度和信念。所谓的历史，就是人类过往所经历过的活动，而过往的经历已经不复存在，没有时间旅行，我们还原人类活动或真相的主要载体是文字（也就是史书），所以我们才要在史书中去探寻真相甚至找出规律。所以唐太宗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大概也是这个道理。
历史的发展是不断累积、积累、产生偏差、调整修复、总结发展的一个动态反馈系统，是螺旋式上升的，是前面经历的事件必定要作为这个反馈系统新的基数参与运作的系统。（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开宗明义地说：要对本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我把历史发展当作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动态反馈系统，是饱含温情与敬意的。）
就比如，文化、制度、经济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前面累积的经验必定要作为后世的主要参数（自变量）参与运算，而后世能达到的成果（因变量）就是这套反馈系统运算调整后的结果。但这中间还差了一个反馈机制和一个调整系数。
而这个反馈机制就是对前面历史和当前问题的总结和归纳，由于矛盾而产生失衡，由于失衡而进行必要的反馈，由于反馈而进行调整，由于调整而良性发展。（调整反馈期从大周期和小周期看长短会有差别，比如唐朝从高宗到中宗年间，是唐朝这个历史小周期里的波动反馈期，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暂时达到调整以至于峰值。再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中央集权君主制时期这个大周期的一段波动反馈期，到隋唐时暂时达到调整以至于峰值）。
再有，这个调整参数就是精英阶层通过反馈机制重新设定的新的参数（人类历史主要的或者说直接的参与者是精英阶层，包括帝王、士大夫、学者等，人民群众只是垫脚石，垫脚石并非贬义，就好比牛顿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巨人的肩膀就是垫脚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发展异常璀璨，光芒四射，但由于商代西周前期缺少史料记载，缺少文化方面的书面传承，容易让人误以为春秋文化是从荒蛮的时代突然性有如基因突变一般的大爆发。但是从殷墟出土的精湛的青铜器，从甲骨文，从龟卜蓍筮，从宗教文传统，从周易诗经我们都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文化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一次文化大爆发。历史并不存在突变。
而历史之所以是螺旋上升的，那也正是动态反馈调节机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只有在系统出现偏差时才会进行调节，当然历史的大反馈机制不只维持稳定，还会保持上升，而上升正是在调节之后。
正如秦朝由先秦时期的贵族封建制转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正是因为秦朝政府看到了封建贵族制导致的分崩离析的局面，而郡县制有利于中央管控以及和平发展。（李斯力排众议建议秦皇遗弃贵族封建制度，划天下为三十八郡，中央指派官员，废除世袭分封。而秦始皇也早已意属郡县制。同样郡县制也并非一蹴而就，从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士大夫逐渐专权开始，贵族体系渐渐破坏，以军功授封的侯国就是郡县制的前身）。到汉初又恢复分封（汉高祖大封异姓功臣以及同姓宗族），一来是看到郡县制的弊端，“大有大的难处”，大的难处在于难以管理，又边疆屯兵过多导致内防空虚，郡县防守如同虚设；二来是作为创业公司领导，暂时找不到比封分更有效的奖励机制。后来的异姓王造反，七王之乱等都是由此埋下的苦果。直到汉武帝实行主父偃的“推恩令”，才又巩固了中央集权。汉朝开始到达全盛。
又比如魏晋南朝时期，由于多年的战乱，士大夫门阀阶层对政治失去了必要的信心和积极性，开始由面向群体的入世积极的儒家思想转变到面向个人的出世消极的庄老之学的清谈，佛家思想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整个社会陷入消极，而隋唐统一后，延续北朝传统，重新回到汉朝儒家文化中，才又一次实现唐朝盛世，中国中兴。
这些正是历史的螺旋上升机制。在螺旋式上升中也总有一些陷阱绕也绕不过去，总有一些坑填也填不平。这是由历史反馈系统的一个随机误差造成的，而这个随机误差最大的因素正是人心或者说膨胀的个人欲望（并非群体欲望）。其最大的体现，即是刀光剑影的皇权之争。
我先列举一些事实，试图来撩拨历史的皮毛。
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式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中央集权的新时代。其功盖三皇五帝，封泰山禅梁父称始皇，要将帝位传至二世三世四世，乃至千秋万世。结果胡亥杀扶苏改遗嘱篡帝位，天下大乱，烽烟四起。子婴改称秦王，杀于项羽。秦灭，凡三君，十五年。秦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并非首创，西周时就有父死子继的传统，殷商的兄终弟及基本上在西周已摒弃掉，要不然周武王很有可能把王位传给周公旦。所以这项制度于理于法都不成问题。但人心这个随机误差却无法预测。
就又好比，隋炀帝杨广处心积虑蓄谋夺权，欺骗父母杀害兄长。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却也要践踏在早年的玄武门之变上（其时，建成元吉命丧玄武门，高祖李渊退居太极宫）。
受嫡长子继承制的限制，皇子争权于法于理不合；于情，广大群众当然希望贤者居之。只不过人心、个人欲望无法预测，毕竟历史上没有多少伯夷叔齐。
二、
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创建了第一个平民阶级（非贵族）的王朝。结果高祖死后，惠帝无能，吕后称制，诸吕作乱。周勃陈平杀诸吕迎代王（后来的孝文帝），一番刀光剑影，才维持皇权稳定，不至落入异姓之手。
晋武帝阴谋夺权，江山易主，一统中国，结果死后不久，就有“贾后之乱”，“八王之乱”。从此开始了皇帝们刀光剑影的生活，风雨飘摇的西晋王朝，在动乱中南迁，偏安一隅，苟且偷生，士族门第只贯清谈闲游，不思北伐复国。
相比同姓皇子争权，异姓外戚谋权篡位，更是一颗欲望膨胀的定时炸弹，在历史的自反馈调节系统内炸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坑，满目疮痍却无法停止。
三、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身为一个以下犯上，暴力夺权的禁军统领当了皇帝，他深知历史的陷阱、维护皇权的重要性和该具备的警惕性。所以他“杯酒释兵权”，所以他对只懂吟诗作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夫人之手”的南唐后主李煜，说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狠话。而这么一个谨慎，控制欲望旺盛的皇帝，却在他死后传出了“斧声烛影”的千古迷谈（他弟弟赵光义当了第二任皇帝）。这个严重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皇位交替，真让人浮想联翩。
明太祖朱元璋在众多的开国皇帝中算是最善于思考，最用心良苦维护皇权正统的皇帝。
他深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在众多的影响皇权稳定的案例中，他苦心琢磨，总结出几点规律。第一，皇子争权，所以他制下规定，所有皇子在成年后必须外派到各个地级市当退休干部，没有许可，不能出来。第二，外戚、太监夺权。所以他规定太监不能识字，外戚不能当官。第三，权臣抑制皇权。所以他罢黜宰相制度，杀了接近百分之一百的开国功臣。
但是在他死后，几乎所有规定都失效了（除了外戚干政）。第一，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名，夺了建文帝朱允文的权，当了明成祖。第二，刘谨、魏忠贤之辈的权倾朝野的太监层出不穷。第三，张居正这位内阁首辅，权力比历代权相有过之而无不及。
逐渐调整了自反馈系统的可控偏差，却在人欲这个随机误差上仍无能为力。这一部分是由于系统偏差很难调整至完美状态，总有缺漏，而缺漏在再次反馈的时候由于无法找到正确的补偿方式使得缺漏被放大。另一部分原因是随机误差是不可控的，总是像一枚不定时的炸弹，炸出一个个坑，一次次剧烈的异常波动。
历史这艘巨轮在自反馈系统的作用下，可以曲折的但是沿着昂扬向上方向扬帆起航，风浪再大也只不过是需要更深层次更长时间反馈。但是总会在巨轮的某个角落里，由于随机误差上演一出出恐怖游轮的惊悚剧，上演一出出类似刀光剑影的皇位之争的闹剧。而这个不可控的偏差的最大因素就是个人私欲，权力欲望。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人欲可以为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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