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桥（Glen Dudbridge），拥有这样一个名字的英国人必定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确实，他是名闻遐迩的汉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及牛津两所世界顶尖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中国古代小说及民间宗教和神话的研究专家。笔者2015年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访学期间，有幸结识杜德桥教授。他儒雅清癯，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笔者曾与杜德桥教授进行过多次交谈，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分类、评点的见解，可以说是宏论叠出，其睿智的谈吐、犀利的目光、渊博的知识、惊人的记忆力令人敬佩诚服。
选择“中国小说戏剧”为专攻方向
施晔：杜德桥教授，您是如何与汉学结缘的？
杜德桥：我与汉学结缘有很大的偶然性。早在中学阶段，我就偏爱语文，热衷于法语、德语、拉丁语的学习，博览群书，杂学旁收，对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中学毕业后，我如愿考上剑桥大学，并按英国《义务兵役法》的规定，在入学前服了两年兵役。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为培养专门语言人才，空军预备役部队开设俄语、汉语、波兰语等课程，我选报了俄语班并很快熟练掌握了这门语言。兵役结束回剑桥开始学业后，我发现自己对德文、法文的兴趣大不如前，因而对日后的专业选择颇感迷惘。有一天，我在剑桥偶遇昔日在部队一起服役、进修俄语的同学艾博雅（Leonard Appleyard），得悉他决定选读汉语，便突然也萌生了学习汉语的念头。也许你觉得我当时作此决定有些仓促，但我其实有两个心理动机：一则因为有过学习俄语的经验，知道在西欧之外还有很大的世界，何不走得更远些呢？二则因为汉语是种非常难学的语言，而自己正是乐于挑战困难之人。
施：您的选择使您架起了通往神秘中国的桥梁，当时剑桥的中国学研究状况如何？您师从哪位导师？
杜：当时，剑桥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由著名唐史专家、汉语言学家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1922—2013）主持，开设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每个学生至三年级时必须在“唐代历史”及“中国小说戏剧”中选一专题作毕业论文，我就选择“中国小说戏剧”为自己的专攻方向，从此一头扎进了浩如烟海的明清小说及元杂剧中。但令人失望的是，至大学毕业，我仍然不能说流利的中文，更不用说以中文写作，因此决定进入剑桥东方学研究所深造。专治中国小说及戏剧史的学者张心沧（H. C. Chang，1923—2004）成为我的指导老师，经过与张先生的商讨，我决定以“《西游记》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在通读《西游记》的基础上，我便开始追索其故事来源，五四时期，胡适、郑振铎等人对该书人物形象的考源及版本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及启发，从此，我便开始了汉学研究的征程。
遇到研究生涯中受益终生的人和事
施：在您漫长的汉学研究之旅中，有没有一些令您受益终生的人或事呢？
杜：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比较幸运的人，有两件幸事奠定了我的研究生涯。一是我遇见了几位好导师，尤其是学识渊博的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儒雅睿智的张心沧、慧眼识英才的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1925—2006）。尽管龙彼得并非我导师，却给予我诸多版本学研究及论文写作方面的指导，并告诉我有关《西游记》《李娃传》等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要版本信息；张心沧教导我读书之要旨是为养成君子品性的人生哲学；担任我博士论文答辩老师的杜希德独具慧眼，将我的毕业论文《〈西游记〉：对十六世纪百回本的源流考辨》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正式出版。二是就读于香港新亚研究所，并遇见了我的妻子罗凤阳（Sylvia）。
当年剑桥东方学研究所的学生皆以亲历东方文化为荣，我当然也热切盼望梦想中的中国之行，我选择了杜希德推荐的香港新亚研究所为目的地。1963年，我终于来到中国，尽管当时要适应香港的气候、生活环境相当困难，但异域文明的新鲜感及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让我兴奋不已、感恩不尽。在香港学习期间，我有幸遇见钱穆等著名学者，耳提面命，获益良多。研究所所长钱穆先生尤其关注我对《西游记》版本的研究，当时我将研究成果作了一个演讲，钱先生的评价是“论述相当清晰，颇具思辩性”。后来，他将我的《〈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一文发表于《新亚学报》第六卷，这是我版本学研究的首个重要成果。更幸运的是，我会弹钢琴，因而与当时尚是本科三年级学生的罗凤阳结下“琴缘”，我们以琴相识，并成眷属。
转向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和神话
施：您是如何从《西游记》研究转向对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妙善的探索的呢？
杜：博士论文出版后，我并未按杜希德的建议继续《西游记》的研究，而是转换研究方向，迎接新的挑战，但繁重的教学任务及忙碌的家庭生活使我在最初的一两年间几乎无暇顾及科研。其后，在阿瑟·戴维·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及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的论著中，我首次接触到了妙善故事并对此产生了深厚兴趣。1972年，我去耶鲁大学访学时，已初步完成了对妙善传说亦即观音菩萨缘起的探讨并以此为题作了几次演讲。1973年离开美国暂居香港的三个月中，我根据龙彼得“不要去大学请教名教授，必须自己展开实地考察”的建议，开始了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
香港是座移民城市，也是内地民间文化的汇集场域。每年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佛教称盂兰盆节）在香港分外热闹，人们设斋供僧、追荐亡魂，还举办游行、拜忏、放焰口等活动。令我惊诧的是，游行及法会上出现了西游记人物和观音菩萨等神像，这种场景让我突然领悟到盂兰盆节各项仪式的主旨。无论是《西游记》还是妙善故事均与这种仪式对应，它们并非只属于文学史，更是社会学史的典范，是宗教仪式的故事化。此后，我又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等地考察当地的中元节、施食仪式及出殡礼，并参考了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仪式的认可”、范金纳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过渡仪式”等观点，撰写了《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一书。在我看来，仅以五四时期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人的方法去研究古代小说，往往会忽视小说所蕴含的民间宗教的仪式背景。只有真正接触社会，方能了解其丰富性。遗憾的是，有关《西游记》仪式问题的论著至今仍仅停留在构想中，主要原因并非缺乏成熟的观点，而是相关材料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民间文化中，难以在文献中获得，而自己对大范围的田野调查已力不从心了。尽管如此，早期的田野调查已让我思路大开，为以后的研究拓展出更为广阔的视野。
青睐《李娃传》成果显著
施：您对《李娃传》的研究始于何时？唐代有如此多的传奇，为何独独青睐这一种呢？
杜：我对《李娃传》的研究早在1980年前就开始了，至今我还能清晰回忆起那年我以助理教授身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并讲授这部小说的经历。《李娃传》是我读过、教过许多遍仍旧相看两不厌的传奇小说。我认为《李娃传》的杰出之处在于其对典故的反讽性运用，作者白行简熟练调用经典名句，而其当时的同道及友人亦能一眼看出其中的讽喻性，但现在的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就无法理解字面底下蕴含着的深层意思了。《李娃传》这一特点引导我对作品的内部结构作更深入的研究，并将其与作品撰写时可能的外部环境结合起来考察。在我看来，如将这种寓意复杂深刻的小说仅仅作为唐代传奇集中的一种来对待未免隔靴搔痒，《李娃传》值得更加精深的研究。而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的“阿登版莎士比亚”便是一种绝好的范式，他远非简单地注释文本、标明典故，他的研究包罗万象，包括版本史、作者身份、创作过程、对经典文学的阐释、故事及其形式在后代的发展演变等等。我正是借鉴这一研究模式展开了对《李娃传》的研究、翻译及对典故的精细考证。
施：这是一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及精力的繁重工作，《李娃传》的研究是否大致确定了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方向？
杜：是的。在互联网及电脑检索尚未出现的当时，我确实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追溯这些典故的渊源。《李娃传：对公元九世纪一种唐人小说的研究及批评》的出版是我致力研究唐代文学及民间宗教的开端，其后，《〈广异记〉初探》《唐代的宗教经历及世俗社会：解读戴孚〈广异记〉》《唐人小说与唐代仪式：公元八世纪的几个案例》《唐代文献中的宗教文化研究：问题与过程》《尉迟迥在安阳：公元八世纪的一种宗教仪式及其神话》《柳毅传及其同类故事》《唐代前后的五道将军》《现实生活中的菩萨形象：以五个唐代故事为例》等论著先后出版，成为我学术研究之主要方向。
施：您在对《广异记》等作品的研究中多次提及世俗社会，您所说的“世俗社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杜：就是与统治者或者儒家文化的“不语怪力乱神”传统悖离的真实、丰富、多元、流动的社会文化形态，大多体现在非官方史书及志怪笔记中。
施：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及分类一向有不同于我们学术传统的看法，能否具体谈谈呢？
杜：用“fiction”或“novel”来描写中国“古代小说”都不恰当，“narrative”一词则相对从容恰切。中国古代文献学有“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的传统，但中国人对古代文言小说的分类却极其混乱，每个时代小说的概念都不尽相同。这些混乱的分类误导了读者，使人们忽略了被摒弃于“小说”概念之外的大量叙事作品。其实我认为我们不必大费周章、事倍功半地对这部分数量巨大的作品进行分类，可将它们一视同仁地视为叙事文学，让它们独立自由地彰显其自身的艺术价值。
另外，我们也大可不必对“文”与“史”作如此明确严格的区分，以文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更可取。如《广异记》的志怪故事看似荒诞不经，但形象体现了唐代世俗社会的民间信仰、宗教仪式及世态人心，因此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作为一种史料，通过它们，研究者可以观察当时的社会风貌及人们认识世界的态度、方法和心理。另外，每个故事的产生均依托于其外在环境，同一故事又可划分出外部及内部故事（inner story-outer story），如果研究者善于将这些内外因素互证生发，便可获得更为透彻的认识。
施：无论是《李娃传》《广异记》的研究还是对《西游记》祖本及妙善传说缘起的考辨，都体现了您对中国文献、目录及校勘学的深厚功底及熟练运用，但为何您的研究成果较少翻译成中文？
杜：将一些思想或概念在不同文化的语言间互译是很困难的，比如“priest”一词，在英语世界里它是一个可以指称任何宗教派别神职人员的普通用词，但在中文语境中似乎不同的宗教语境应该用不同的词。因此《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中将此词翻译为“僧侣”是一种误导。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很期待中国学者能把我的研究成果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施晔转载须征得本头条号作者同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电视 学术新媒体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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