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汉迪的《第二曲线》非常有名，以致于我误以为不用看这本书。
幸亏今天打开了书，否则哪里明白作者在其他N个领域中的解读也是一个个宝石，承载着作者闪闪发光的哲思。
读晚了啊！“珠”自然好，“椟”也是好的，好珠配好椟，两个都要极好。
查尔斯·汉迪是管理大师，也是所谓“社会哲学家”，他的见解用言约理辨、深邃贯通来形容当是合适的，但我再看一篇篇短文里观点的透彻见底，不禁也有通透发光的感觉。
读晚了啊！应该早些请教这位91岁（2023年）的智慧老人。
我摘了一些句子如下，如果对你有启发，推荐早些阅读。
- 第二曲线要传递的思想就是，在生活中为了向前发展，有时候彻底的改变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开辟一条与当前完全不同的新道路，这通常要求人们对熟悉的问题拥有全新的视角，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将其称为“范式转移”。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说过：“我确信与既得利益者所获得的权力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人们的观念被逐渐侵蚀。”大卫·休谟（David Hume）也早就说过，真理是从朋友间的争论中产生的。我同意他们两位的观点。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在摆上美酒的晚餐桌旁与朋友辩论。
当年，我驾车穿过威克洛山脉——都柏林郊外的一片光秃秃但美丽的山丘时迷路了，碰巧看见一个正在遛狗的人，于是我停车请他指给我前往阿沃卡的路（我要去的目的地）。“当然，”他说，“这很容易。你沿着山路直接向上开，然后再往下开大约一英里左右，来到一条有座桥的小溪旁，小溪的另一边是戴维酒吧，你肯定不会错过的，因为它是亮红色的。这些你都记下了吗？”“是的”，我答道，“往上直走，然后往下，一直到戴维酒吧。”“非常好，在你离戴维酒吧还有半英里的时候，向右转往山上开，那就是去往阿沃卡的路。”
- S型曲线：最开始是投入期，包括金钱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当讨论我们的人生时），或者各种尝试和实验；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当投入高于产出时，曲线向下；当产出比投入多时，随着产出的增长，曲线会向上，如果一切运转正常，曲线会持续向上，但到某个时刻，曲线将不可避免地达到巅峰并开始下降，这种下降通常可以被延迟，但不可逆转。
- 似乎一切事物都逃不开S型曲线，唯一的变数仅仅是曲线的长度。
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二曲线必须在第一曲线到达巅峰之前就开始增长，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资源（金钱、时间和精力）承受在第二曲线投入期最初的下降，如果在第一曲线到达巅峰并已经掉头向下后才开始第二曲线，那无论是在纸上还是在现实中就都行不通了，因为第二曲线无法增长得足够高，除非让它大幅扭转。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判断第一曲线即将到达巅峰呢？
- 第一曲线的成功可能会让人们对潜在的新技术和新市场视而不见，从而使他人抢占先机，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将其称为“颠覆式创新问题”。
- 第二曲线思维来之不易，它不仅需要理性分析，还需要想象力、直觉以及天分。然后在付诸行动的时候还需要踏足未知领域的勇气，因为你周边的一切都告诉你，其实你并不需要那样做。
- 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据说是一个很难共事的人，但他极其精通第二曲线。在苹果公司推出的Mac电脑大获成功之后，乔布斯和他的创意团队就已经着手推出iPod并进军商业音乐界了，而当iPod占领市场的时候，乔布斯又开始设计完全不同的新产品iPhone，同样获得成功之后，又开发了iPad。每一条新曲线都是在上一条曲线达到巅峰之前就已经构想完毕；每一条新曲线都源自上一条曲线，但又指向完全不同的市场——乍一看似乎非常冒险，但对于乔布斯而言却是合乎逻辑的第二曲线。
- “然后呢？”我追问道。“仅此而已了。”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又补充说：“有时候真觉得我的一生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 退休、被裁员或离婚也许是某些人开始第二曲线的触发因素，尽管当这些发生的时候再来处理已经有些晚了。
- 美国管理学者和作家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曾经列出了机构组织衰落的五个阶段，也就是我所说的第一曲线的下滑，克里斯坦森教授称之为“技术滑坡”。衰落的五个阶段是：成功之后骄傲自大，达到巅峰时无节制地好大喜功，紧接着否认存在风险，然后徒劳地病急乱投医，最后甘于沉沦或者一命呜呼。
- 公元1450年左右，金匠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经过多年的钻研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相比手工一天只能抄写寥寥数页，靠这项技术，一台印刷机每天能够印刷3600页。
- 互联网最开始是作为美国国防部改善内部沟通的一种媒介，算是本地化的第二曲线。而万维网首次被尝试使用是被位于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用来建立内部电话簿，但它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被称作“现代古登堡”）却对其抱有更大的雄心
- 就像古登堡的发明那样，计算机、随之而来的互联网及其衍生品带给了我们自由，但是自由也带来了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商业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秩序产生了混乱，因为每个个体都可以绕过组织使用这种新自由，使组织陷于困境，就像被一条新路绕开的城镇一样。
- 同时，计算机取代了许多人类（代理人）手中的常规任务，包括曾经是许多中层经理工作职责之一的检验的角色，这让许多组织无能为力。计算机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再加上其更强大的处理能力，使得它们能够比人类更快、更准确地去分析所谓的“大数据”。
- 2011年，未来学家托马斯·弗雷（Thomas Frey）尝试着列出了当时不存在但会在未来出现的工作，包括垃圾数据管理师（负责整理我们的数据库）、城市农学家、头像设计师、隐私管理员、纳米医生和器官经纪人（在全球寻找可移植器官）。弗雷共计列出了55个未来30年可能出现的新工作，其中一些，比如替代货币银行家已经存在，而其他新工作也会相继出现，即使它们并不完全与弗雷预测的吻合。
- 牛津大学哲学和伦理系教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提出了“信息空间”（infosphere）的概念，也被其他人称作“信息革命”。受此影响，未来我们的整个工作和生活模式都将发生变化。
- 过去的权力结构退位，新的权力结构开始崭露头角，但是新的权力结构还需要时间去承担起它们的责任。随着人们适应新技术、新领域和新的工作类型，生产率会暂时下降一段时间，这个现象也就是由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首先发现的“索洛效应”（Solow effect）。这些情况已经在大部分的发达社会中出现了。
- 约50年前，自我控制领域的一位顶尖教授沃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设计了“棉花糖测试”。在一个空房间里，他给参加实验的孩子一个选择：立刻就吃一块棉花糖，或者等一小会儿可以得到两块棉花糖。这是一项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在跟踪研究了这些参与实验的孩子长大后的生活后，他确信：延迟满足对于获得成功的人生、更好地履行社会功能，以及感知更大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至关重要。
- 许多“跳蚤”都超过了60岁，抵押贷款还清了，孩子也不在身边，并且管理他们的费用较低，风险也降低了。从组织中解脱出来，或许是他们的选择，或许是被迫的，但他们仍然活跃，仍然渴望以某种方式做出贡献。
- 我曾在自己家里和一位广告经理交谈，他在48岁的时候被裁员了，因此对社会的年龄歧视很愤慨。“现在没有任何工作是为像我这样处于人生巅峰的人准备的，”他说，“这太离谱了。”就在那时，正在我家里维修的电工在门口探出头来说：“我现在得走了，得赶去下一家工作。”“这就是你要的东西，”我对那位广告经理说，“这就是现在许多人所谓的工作——一个客户或一个项目，而不是在组织里的一个职位。你自己找到一些客户，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像这位电工那样的工作。”我告诉他在英国注册的企业中，有60%是没有雇员的，只有老板，但他并没有感到欣慰。
-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意识形态扭曲了我们的优先次序，有些人甚至说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堕落。我所说的市场意识形态是指那种认为运行任何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创造一个市场的这种理念。这就意味着为最终产品定一个价格并挑起竞争，结果是金钱将成为所有事物的衡量标准，并把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变成商品出售。
- 有一段时间，我作为会议演讲者游历世界，在我看来，如果我收取的费用是那些贵到离谱的发言者的一半，我将收到更多的邀请。但事实并非如此，客户显然是把我降入了第二梯队。我提高了自己的费用，然后我们的生意又兴盛了一段时间，但我很清楚这样利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的是不对的。
- 不幸的是，监狱、医院和学校的真正产出不能被轻易地测量。监狱面临的真正考验想必是囚犯出狱后的生活，在出狱后的十年里，他们的生活会有多大改变？如果这是可以衡量的，可能会鼓励监狱管理部门更多地投资于再培训和复原。评判医院最好的方式是其周边居民的健康状况，或者至少是患者出院后的生活情况。对于学校而言，理想的评价方式是看其学生今后20年间的进步。由于这些评判成功的措施都是困难而且不切实际的，因此这些组织采用了替代办法：考察再犯罪率、康复时间、考试结果，尽管这些与真正的长期目标通常没有直接关系。
- “麦克纳马拉谬误”，这一说法是由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acNamara）在越南战争期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这样的：第一步是测量那些可以很容易被测量的事物，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对的；第二步是无视那些不能轻易地被测量或者提取定量数值的事物，这是人为的和有误导性的；第三步是假定不能轻易被测量的东西不重要，这是盲目的；第四步是那些不能轻易被测量的东西并不存在。
-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最新的回忆录中回想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谈到：“我和其他的经济预测者不了解市场容易陷入疯狂甚至混乱的情绪波动中，会与一切基本的理性基础完全脱离。”他最终承认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们行为的理性利己主义中的假设”失去了信心，“对我而言似乎突然之间以数学为定价基础的整个体系完全失效了”。
- “增长”是一个被光环围绕的词，这表明它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好事，但我在想是否好东西也不能有太多呢？是所有东西都越多越好吗？当想起我们的饮食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生活中的其他东西呢？大多数企业认为如果不把增长当作目标是很奇怪的，但要永远增长吗？
- 有时我渴望中世纪的生活，那时候对大多数人而言任何事物没有太大的变化，日子一天天过，仅仅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那时候，人们除了邻居之外几乎不认识其他人，你人生的舞台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因此你也会努力把它做到最好。人们的寿命比较短，死亡很常见，也更容易生病，但因为选择很有限，所以生活也更简单。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所拥有的，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追求更多（与众不同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简单带来了舒适。
-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曾经说过，GDP“衡量的既不是我们的才华，也不是我们的勇气；既不是我们的智慧，也不是我们的学识；既不是我们的同情心，也不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总之，它囊括了一切，除了那些让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事情”。
- 我自己用种子种出了蔬菜，没有计算在国家的财富之中，同样带着小狗在树林里散步（这对幸福而言至关重要），以及我的孩子在照顾他们的孩子时花费的时间，这些都没有被计算在内。这些事情都可以找外人来做，并给他们付钱，从而极小地促进GDP增长，但这些活动本身并没有变化。
- 那些赞成更大而非更好的人还必须解决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否有一种东西叫“够了”？如果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的答案估计是“够了？再来一个！”但凯恩斯（Keynes）不同意，他认为经济问题会在适当的时候解决，那时我们的一切物理需求都会得到满足，一天工作三个小时就足够了，留下的大问题是我们在那些闲暇时间做什么。迄今为止，我们证明了他是错的，我们的需求，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想要的东西的增长速度跟我们的收入一样快。从逻辑上说，我们欲望的增长是没有尽头的。在这个意义上，洛克菲勒是对的，但凯恩斯也是对的。
- 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和自由的企业制度，我们会在哪里？在过去三个世纪里，资本主义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创造了财富和工作，并且今天依然在继续。然而你一定会问，正如许多人正在问的一个问题：财富和工作是否按照它们本该有的公平进行了分配？一心一意地追求财富渗透了整个社会，这是否会把权力放在了民众和政治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罗马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在他2013年的第一份通谕中感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毒药，把利润放在了人的前面。
- 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这位传统管理思想的颠覆者，曾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我们从苏联解体中所汲取的教训是错误的，那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如今这观点得到了验证，平衡被另一种方式打破了，整个社会以牺牲政府和多元化为代价去盲目崇拜私营部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其他一些人曾论证过，包括许多政治家都认为自由民主与开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结合将是一个成功社会的最终答案，但民主和资本主义是“同床异梦”。
- 杰出的学者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已经计算出，总体而言在1970年后的40年里，公司的利润比40年前经理人拿着正常的薪水干活时还要低。如果我们感觉现在过着比以前更好的生活，那主要是因为现在每个家庭都有两个人在工作，而以前一个人工作就足够了，而且现在人们工作都比之前更努力，工作时间也更长。这并不是人们原本期待的方式。
- 爱尔兰国花三叶草（shamrock）与四叶草（clover）不同，只有三片叶子。在我的概念里，中间那片“叶子”是由核心员工组成的，他们共同拥有组织的核心知识和管理技能以及那些成就组织的关键因素，管理思想家加里·哈默（Gary Hamel）和后来的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将其称为核心竞争力。第二片“叶子”是二级组织，组织把一些附属工作外包出去。第三片“叶子”是临时雇员的组合，其中一些是高技能人士但全职雇用他们太贵了，另一些是低技能的临时帮手。把叶子组合在一起的“茎”就是管理，三片“叶子”之间的精确平衡取决于每个组织的具体需求和情况。
- 我想我们需要一条关于管理思想的第二曲线去解决这些困惑，并提供一个新模型。第一个困惑是管理和领导之间的相似之处。管理或许是把社会和组织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但是领导决定他们去向何方以及与谁同行。我所尊重的导师和长期以来在领导力方面以学生自居的已故的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曾说：“领导者是做对的事情，而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对。”我还要再加上一个区别：“管理”这个词我们常用来描述系统或事物的组织，而“领导力”这个词我们通常指的是人。
- 政治历史学家贾尔斯·雷迪斯（Giles Radice）在他的近作《奇怪的组合》（Odd Couples）中，调查了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管理国家的奇怪组合。他审视的第一对组合是丘吉尔（Churchill）和艾德礼（Attlee）
- 我之前听到的给一位想成为领导者的朋友的建议：“了解你自己，了解你想去的地方，了解你身边的人，保持谦逊并倾听。”其他的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了。
- 第二个困惑存在于信任和控制之间。信任更省钱但控制更安全，或许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在他的著作《从优秀到卓越》中写道，成功的企业“很少花精力去管理变革，激励员工或建立联盟”，它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它们的员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愿意把它做好。我们可以称之为没有管理者的管理。
- 第三个困惑是效率和效能之间的差别。它们本该是一样的，但在实践中却表现不同，效率是从输入端开始的，而效能则主要看最终结果。
- 这是一个英式的甜甜圈，果酱夹在中间的那种。果酱代表了个人或团体所要求的工作的核心要素，如果这些无法实现，你和你的团队就将面临失败。但除了规定的核心要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果酱的周围还有面团，这是留给新举措的空间。效率不喜欢这些空白，所以会规定好内容，从而把更多的空间纳入核心部分。但这也导致了完全不会有出乎意料或富有创意的举措出现。效率将会扼杀个体的创造力和主动性。
- 2013年，张瑞敏让16 000名员工摆脱了旧的层级结构，现在他和一小群高管密切关注着这个事实上的小型企业联合会，或者用我的话说，“甜甜圈”。
- 养老金的缴纳现在是从当前收入中扣除，领取养老金的人名义上是从他们过去一生所缴纳的资金中领取，但实际上他们的养老金是来自当前在职员工缴纳的养老金以及国民保险和一般税收。这是有点欺骗性的
- 就像庞氏骗局一样，只要参加工作的人比退休的人更多，那一切都会运转良好，而且比理想中的还要好，因为这会降低成本。但如果缴费的人数产生变化或人们的寿命变得更长，那这种等式就会打破。
- “正义”（justice）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词，它至少有三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给予人们应得的奖励或惩罚；第二种含义是给予人们所需要的东西；第三种含义是公平，这是在前两种含义中寻求平衡，具体定义是给予每个人同样的东西，除非可以证明通过给一些人更多的东西会在某种程度上让每个人都更好。毫无疑问，对于什么是正义的这些不同理解，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混乱和冲突。
-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当资本回报率大于整体经济增长率时，财富的不平等现象将不可避免地增长，因为钱能生钱。过去，大多数财富都是来自继承在那个时代，继承遗产是财富的来源，而且纵观历史也是如此。然而20世纪是不同的，也是特殊的。
- 我认为能送给别人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帮助他们找到并种下自己的金色种子。玛丽安·威廉姆森（Marianne Williamson）在她的著作《发现真爱》中表达得更富诗意：“我们问自己，我会成为一个聪慧、迷人、天赋异禀、光彩照人的人吗？事实上，你为什么不能呢？你是上帝的孩子......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证明上帝赋予了我们荣光。这不仅仅存在于某一些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
- 在我和妻子开展的一项关于企业家在商业、艺术和社会方面的研究（称作新的炼金术士）中，我们发现正是金色种子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自我信念，从而也给了他们信心去追求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人们是偶然发现自己的金色种子的）。
- 1983年，哈佛大学的哈沃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用他的多元智能理论彻底改变了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智力的看法。他指出智力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形式，比如IQ，而是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并且这些形式不一定相关。
加德纳提出了七种智力类型：·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自我认知智能·人际关系智能
- 加德纳认为，成功往往需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智能相结合，他想要重新定义传统的智力观，但智力这个词本身并不一定局限于常见的说法，天赋、才能、技能或能力都是智力的表达方式。加德纳和他的同事后来确定了他们认为的智力的20个种类。
- 问题是，正式的教育系统往往关注的是前两种智能，即语言智能和数理逻辑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他智能
- 自我认知智能是关于理解自己的，而人际关系智能则与理解他人相关，这两者是在家庭和工作中维持良好关系的核心，后来被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合在一起扩展为情感智力。
- 加德纳的清单里，我会加上创造性智能，加德纳可能把它归类在空间智能里，特别针对艺术家而言。但基于我们对“炼金术士”的研究，我们认为还应该加上想象力，透过杰夫·格劳特（Jeff Grout）和莉兹·费雪（Liz Fisher）在他们对于企业家的研究中提出的“第三只眼”，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的能力。
- 当人们在重新装修一间伊顿最古老的教室时，他们发现在15世纪的墙体的灰泥下面有一幅画，画的下面是一句拉丁格言：Virtus preceptoris est ingeniorum notare discrimina，粗略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一个老师的美德是注意（男孩们）能力的差异”。
-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在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最后几年，正是他们打造自己身份的时候，也是他们最需要帮助去发掘自己独特的金色种子的时候。在我们研究的“炼金术士”的人生历程中，扮演这一角色的有的是他们的第一任老板，有的是当地的牧师，剩下的是过去或现在的老师。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导师，在青少年时期就找到自己导师的人是幸运的。
- 我的母亲还不断给我提出建议，尽管不是有意为之。我曾把自己第一本关于管理学的教科书送给她，现在回想起来，那本书中带有一些学术上的自负。我注意到她就翻了不超过10页。“你不喜欢这本书吗？”我问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用这些新的词汇，”她回答，“在（英国国教）公祷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足够多的词汇来涵盖你想要说的话。”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评论建议。种子需要塑造，在他们开始生长之后有时甚至需要修剪，是的，这活儿有时是由父母来干的（尤其是母亲能发现种子）。
- 换句话说，我在学校里所学习的问题都是封闭式的问题，答案都是已经被证明过的，到伯明翰的路有多远就是这样一个封闭式的问题。而我们为什么要去伯明翰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因为根据语境的不同，它有无数种可能的答案。
- 幸运的是，我在牛津大学学位课程的后半段致力于历史和哲学研究，这两个学科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探讨。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和记忆关键事件来“学习”历史，通过钻研主流哲学家的理论来学习哲学，但这些都不是牛津教给我的学习方法。“下个星期前我要一篇3000字的关于真理的论文，”我的哲学导师跟我说，“你可能会去看看其他一些思想家是怎么想的，但我只对你的想法感兴趣。”
- 最后，我意识到，我被教授的不是哲学或历史，而是更根本的——如何思考和学习。这跟增加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有一个朋友曾经是一个行走的“百科全书”，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却不知道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如何运用。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评价他说：“他很聪明，但他都弄不好一个浴缸，更不用说管理一个部门了。”
- 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学习始于好奇心，从一个疑问、一个挑战或者一个你需要回答的问题开始。其次是搜索观点和信息，这反过来又让你形成一个假设或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这个解决方案需要进行验证，对结果的反思往往又会导致进一步的问题。
- 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如下内容：·学习如何思考和做事与学习的内容同样重要。·学习主要是经验的反思。·老师通常比他们的学生学习得更多。·对学习的好奇心和需要是至关重要的。·学到的东西不去使用很快就会忘记。·没有人是傻瓜，只是不感兴趣或不觉好奇。从我后来的工作经验中，我了解了一些其他事情：·在大多数情况下，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并非所有的学习都来自课堂，甚至大部分都不是。·混合能力指的是不同能力的混合，而不是同一种能力的不同层次的混合。·我们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可以为人师。上述最后一点很重要。
- 喜欢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喜欢去教别人，而我认为这正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因此，把学生变成其他人的老师是他们学习的最好方法。
- 30年前，位于伦敦的皇家艺术学会发起了一场名为“能力教育”的运动，我也主持了几年。运动的目的是说服学校和大学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我们的教育观是基于7“C”的：培养（cultivation）、理解（comprehension）、创造（creativity）、合作（cooperation）、沟通（communication）、信心（confidence）和能力（competence）。在我们看来，这7个要素是现代社会中完整、丰富的人生所必不可少的。
- 家庭就是我们的第一所学校。在家里，我们的好奇心最强，而且每天都在进行非受迫式的学习。
-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自学，这些免费课程是由顶尖大学通过互联网提供的
- 当年轻人成熟得越来越早，而我们却在稳步地推迟他们参加工作，在支付薪酬之前要求他们有更多的学业成就的依据，这似乎很奇怪。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个阶段，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习，并给他们付工资，在合适的时候再进行大学学习。
- 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在1850年提出的著名的关于民主的定义，他称之为自由的理念。
-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完全能自保。”约翰·邓恩（John Donne）说。我们需要别人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是有用的，如果可能的话，是被爱着的，从而与这个世界连接。
-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多的沟通会对人们不利。
- 各种各样的孤独，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贫困。英国人看起来似乎特别孤独，孤独感在欧洲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人。只有58%的人感觉自己与周边的人连接在一起，1/8的人没有可以拜访的人，并且认为电视或宠物是他们最好的朋友。超过75岁的老人有一半是独居，大约100万英国人表示自己除了在收银台结账时惯常地应答外，通常一个月都不跟任何人说话。
- 但是我认为，孤独跟我们通信录里有多少个名字没有关系，跟与他人接近或连接也没有关系。相反，孤独是一种你不用考虑其他人的感觉，一种在世上被忽略的感觉。
- 这就是工作场所在社交上如此重要的原因，虽然工作本身是无聊的或者似乎毫无意义的，但它是一个让个体连接的地带。
- 现在许多人都不再期待任何一种婚姻能延续一生。婚前协议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而离婚也被广为接受。在维多利亚时代，婚姻平均持续15年，和如今的时间一样。差别在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甚至更早以前的婚姻，是以配偶，通常是妻子的死亡而告终的。而现在婚姻的结束是因为离婚或分居。
- 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不断更新，特别是亲密的关系，因为人和环境在变化。终止一段关系可能过于激烈，对于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其他人而言也太过痛苦。更好的方式是，无论如何开始，都要探索一个新的契约。把关系视作一种契约、一种期望值的交换，可能听起来太正式、太墨守成规、太不浪漫，如果这种关系是婚姻的话。
- 爱情，最好能发展为一种深厚的友情，友情是对孤立、空虚、绝望等情绪的最好的补救办法，也是高兴欢聚、分享喜怒哀愁的最佳机会。16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散文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论友谊》的结尾谈到：“一个男人作为父亲不能对儿子说，作为丈夫不能对妻子说，依据条约不能对敌人说，但在情形需要的时候可以对朋友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他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
- 我一个90多岁的朋友感叹所有他同时代的伙伴都去世了，而那些年轻人，很明显只是对他感到同情，而不是真正的友谊。我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我认为对后辈保持兴趣是必要的，做到这一点需要智慧，偶尔还要靠一些明智的慷慨。
- 保持对他人的兴趣，对他人感兴趣，这是老年人面临的主要挑战，要知道现在这最好是倒过来的，除非我们对别人感兴趣，否则他们不会对我们感兴趣。老人总是会情不自禁说很多话，重复讲述熟悉的故事，在没有被请求的时候给出建议。更好的方式首先是向其他人学习，特别是年轻人，在邀请他们进入你的世界之前，先进入他们的世界，只要你的好奇是真诚的。回报是巨大的，因为年轻人是未来，未来比我们已经太了解的过去更有趣。而能一睹年轻人所看到的世界是一种殊荣。但要保持连接，就必须使用年轻人的连接方式，这就意味着要用好社交媒体和新技术。
最后，一切都归结到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如此努力、热切地想改善我们的命运，改善社会的命运？改善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怎样才算是成功地做到了？在这些文章里，社会井井有条，我们还得回过头来问“为什么？下一步怎么办？”我们最好从甘地开始，这位老圣人当然是对的，他说，我们想改变世界要先改变自己。坐而论道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容易的，但要让它实现就必须从我们开始，从我们视为自己的生命曲线的序列开始。我们准备做什么？或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准备做出什么贡献？总而言之，我们与自己的契约是什么？
- 我曾经把我的生活描述给一位印度上师（Indian guru）听，他很有礼貌地听完了我所有活动的扩展列表，然后说：“你似乎正忙于无处可去”。我意识到他是对的，我的人生没有方向。我从来没有解决这个大问题：“我来这儿是为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那生活可能只是随机旅行，旅行的方向由你的同伴决定或者是由于一时冲动。我曾经就像这样。
- 在那时，我读到一本有趣的书——《岛屿的模式》（A Pattern of Islands），这是英国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官员的自传，他谈到之所以追求自己选择的职业，是因为想给自己的叔叔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有一天他醒悟了并且意识到叔叔们都已经死了。因为叔叔、阿姨或父母而影响我们的人生选择是毫无意义的。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曾经说过，一个父亲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死去，我告诉我的孩子我没有如此慷慨的计划，但我希望他们不会觉得有必要向我或者他们的母亲来证明自己的人生，因为这不过是另一种推迟他们寻求自己生活的真正目的的手段而已。
- 我花了人生的前50年去试图成为别人眼里我应该成为的样子，直到50多岁的时候我才感到舒服、放松和自信。但我并不后悔过去迷失的那几十年，因为我需要尝试一些其他的身份才能找到最正确的那个。
- 事实上，我经常对那些刚开始起步的年轻人说，二十几岁是一段很好的用来尝试的时间，只要你不伤害任何人。一旦你发现那不是你想要的，你就可以把它从清单上划去，并继续寻找其他可能。
- 或许我们已经对乌托邦失望了，这个由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描绘的理想社会，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地方，每个人的穿着都一样，并且分享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宗教声称能提供帮助，但它是通过在另一个世界定位终极目标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它对人生的最终目的的定义很难确定。你必须对宗教里的神灵怀有信念并遵照神灵的指引。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是在某些超凡脱俗的地方建立的，而柏拉图的理想国（Plato抯Republic）是由哲学家统治的，所有其他人都应该满足于他们被分配的社会的一部分。我有时会想，他是认真的吗？还是只是推测而已？
- 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从逻辑上排除了所有的中间目标，寻找一些不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而是独立存在的，因为自身的缘故而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他认为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以合乎德行的方式，通过幸福（eudaimonia）追求卓越，这是他认为的美好人生。“eudaimonia”（幸福）是一个复杂的希腊语词汇，它通常被翻译成幸福，但亚里士多德要表达的并不是一种快乐或满足的状态，他指的是一些更积极和更富有成效的状态，更类似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提出的“心流”的概念，或者一些运动员所说的“处于巅峰状态”。我把它翻译为“为他人的利益在你最擅长的领域做到最好”，换句话说，不辜负你的潜能。“
- 我在其他地方曾提出过可以有“适当的自私”，也就是说要取得成功你必须首先投资于自己，但在那之后必须把那些成果用于某些超越自己利益的事情。如果你不先开发自己的潜力，那么你的贡献可能毫无价值，但如果你把发展成果全部留给自己，那这就是不恰当的自私并且最终无所得益。
- 亚里士多德，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是古希腊有闲阶层的成员，他不必为生存而操心，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必须在集中精力准备开发自己的真正潜力之前，满足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的需要。追求个人幸福是第二甚至第三曲线要做的事，最好在你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再为生存而困扰之后再去做。
-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他的儿子爱德华（Edward），在他们那本引人入胜的著作《赚多少才算够？》中讲述了他们所认为的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的七个必要条件：健康、安全、尊重、个性、与自然和谐相处、友谊、闲暇。
- 作为课堂练习，我有时会让成年的学生做写讣告的练习。“想象一下，你在80多岁的时候死了，有很多人出席你的葬礼，你最好的朋友已经提前准备了悼词，但你要求他必须简短，写下你希望他说的话，不超过300字。”实际上我会要求那些处于职业生涯顶峰的人，通常是40多岁，让他们站在自己生命的尽头，回头看。他们的工作简历早已被束之高阁或扔进垃圾箱，他们需要探寻其他的东西。他们希望被记住的是什么？他们对生活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他们离开之后会留下什么？当我第一次自己做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练习，但也给予了我们一个梦想的权利。
- 讣告的练习让人想起梭伦（Solon）给出的建议，这位雅典的哲学家和克里萨斯国王（King Croesus）的立法者，期待着人们赞许他的财富、成功和幸福，他说：“没有什么可以使一个人快乐，直到最后的时刻”，这句话太真实了，果然，克里萨斯随后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己的王国，被囚禁在木柴堆上结束了一生。即使当你认为自己做得足够好时，其实你仍不够好，因为你可以做得更好，直到最后。休息可能会引发不快乐，因为没有工作，没有希望，甚至更糟的是，没有人爱。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84岁了，2014年他在戛纳展示了他最新的纪录片。在被问到为什么一直在拍电影时，他说：“所有我的朋友要么死了，要么还在工作。”总是有工作要做，第二曲线在等着被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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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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