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本书之后,先是查了一下作者:杨红林,笔名南庄,历史学硕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藏品二部历史图片研究室主任,主要著作有《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叶赫那拉家女人的私家相册》《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1915:中国表情》等。这确实能够保证这本书中史料的严谨性,受益匪浅。
顾维钧是留美期间已经展现出了他的个人魅力和适宜交际的特质,回国后得益于时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鼎力推荐,得到袁大总统的青睐。充当袁世凯幕僚期间,顾维钧亲身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对外交涉事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英西藏谈判、中俄蒙古谈判以及中日“二十一条”谈判。
需要补充一下,著名的西姆拉会议。1913年10月,试图干涉西藏事务的英国政府胁迫袁世凯政府派代表到印度西姆拉参加所谓的“中英藏会议”。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拒绝在正约上签字,然而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竟擅自于7月3日同西藏代表签订《西姆拉条约》,袁世凯政府对此拒绝接受,谈判以破裂告终。
在以顾维钧等外交家的极力斡旋下,中日双方最终签订“二十一条”时,日本所得到的权益要大大少于他们所期望的:日方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五号要求(直接干涉中国财、政、军核心事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删除,改由中方自行声明;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第二号中的第十一条中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而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大多数被袁世凯设法碰坏掉。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民众的愤怒抗议,日本不仅在经济上遭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但其终究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
顾维钧就任驻美公使的时候,在国内政治圈里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了,而且因其在外交方面的天赋再加上国内紧缺外交人才,历任军阀都十分器重顾维钧,尤其张学良于其私交甚密。1917年一战期间,美国于4月参战,中国政府还在犹豫不决。在顾维钧看来,当时的局势,如果中国选择参战,那么必将一定程度上提高国际地位,尤其是有利于解决与日本人关于山东问题的解决。万万没想到的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权依然反对参战。时至今日,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当时中国选择参战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因为这标志着中国人争取平等国际地位梦想的开始。而这一过程,顾维钧功不可没。
第一次听说“顾维钧”是看过陈道明主演的《我的1919》。那句“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听得我是热血沸腾,一句话让西方国家认识了东方有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同时告诉他们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同样都十分重要。当然这都是建立在顾维钧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基础上的。顾维钧辩护时,所参考的完全是西方人所制定的国际法里原则,可谓理直气壮,因此他的滔滔雄辩往往刚一结束,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最后顾维钧以民族大义为重,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绝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将山东主权让与日本。可惜的是,巴黎和会并不是一场辩论赛,言辞的精彩固然吸引人,但外交必须靠实力说话。事实证明,顾维钧的成功演说并不能扭转时局的不利。
纵观这些外交精英的经理,在那个国力虚弱的年代,他们均能尽量施展自己的外交才能,从而在外交领域取得难能可贵的成就。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有欠公正,往往以“弱国无外交”的简单结论概况。
军阀混战的这些年里,顾维钧能在各路军阀掌权时超越派系之争并受到重用,的确堪称不小的奇迹。顾维钧之所以趟北洋政权这汪浑水,其最根本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如他所说:“我一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感兴趣,我的夙愿是实现修订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无意于卷入政治活动和政治竞争。”而且事实上他的确将其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外交中了。
塔列朗,法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作为战败国对的首席谈判代表,这个瘸着一条腿的外交家居然与英、俄等强国强硬的讨价还价,为法国争得了尊严和权益,堪称是外交史上的奇迹。顾维钧被西方国家赞誉为东方的塔列朗。尤其是在顾维钧主持的修约外交,获得了国内外极高的评价,坂野正高曾感慨道:“北京外交当局于国内政治的混乱中,不拘于北京政权之盛衰,乘国际环境之变化,及国内涌起之收回国权之舆论为背景,有步骤的实实在在的向外国权益收回之事业前进”。
1922年,苏联提出要与中国建交,但是建交条件中包含“派兵进驻外蒙”等侵犯领土的内容。顾维钧提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撤离,他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奇怪的是,当时的国内舆论却并不站在顾维钧这一边,相反,却要求北洋政府无条件与苏俄建交。尤其是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等致函外交当局,希望尽快恢复中俄邦交。类似的外交事宜,大多都会引起国内学者的情绪波动,很多时候顾维钧要面对几波学生的轮番质问。
纵观顾维钧的一生,堪称为传奇,但是他毕竟只是一名职业外交家,他无法在当时对国家民族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外交永远只是内政的延伸或一部分。他一生出使多国,6次出任外交总长,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两次代理国务总理,被称作“民国第一外交家”,但也曾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被共产党宣布为头等战犯。最后,只落得个“半世繁华”。但他够长寿的,活到了98岁,也算是“圆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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