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高度关注如何进行家庭教育的时候，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作为家庭教育关键环节的家长一环够不够强。
家长的格局决定孩子的未来，可如何提升家长的格局又不是一时三刻的事。每一个家长都是从第一次开始的，成为家长的那一刻，家长与孩子是一样的，对未来的一切都是现学现用的。
要想在家长这个身份上做的够好够强，就要不停地学习，以小学生的心态终身学习，陪孩子一起成长。
今天继续分享《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
第六章 CHAPTER 6 唤醒潜能：不一样的童年，一样的希望
这项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弥补这3000万词汇差距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社会的最终目标又是什么？当然是通过教育、社会以及个人的方式，有效地发现一些方法，确保孩子们发挥他们的潜能。
我们开始都大体相同，都拥有着未被开发的潜能，无论我们是什么肤色，父母是否有钱或是来自哪个国家。那么为什么后天的成就会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呢？
在阅读这本书时，一定不要认为这个问题或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是关于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或是他们的孩子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孩子们将来赖以生存的世界的。
日益严重的教育资源不均衡
在过去的40年内，美国家庭收入不均的问题日益显著，这一问题体现在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上。当今美国有3200多万儿童，其中几乎超过半数的孩子生活在低收入家庭。有证据表明，贫富差距可能使孩子们学习效果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导致大量的公共资金流向了学前教育项目。于我而言，这是意义重大，值得称赞的。然而结果却与我们的期望大相径庭，因为学前教育项目并不影响研究所告诉我们的事实，这也是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在这些孩子出生到三岁这关键的几年里发生了什么？因此，这巨额的资金将要用于补救问题，而不是用于教育。
决定性因素：父母和照顾者 新生儿是如何将其天生潜能在成年后唤醒的呢？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和照顾者应该关注的问题。 这本书表面看来是在讲述孩子和智力的可塑性，但其核心是父母重要而强大的作用。
并非做父母的未意识到他们的重要性。但近年来，科学几乎没有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机会。通过帮助我们理解更广泛的设计，帮助改善所有孩子的生活，进而改善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更多的孩子。 3000万词汇的差距是关于语言在儿童大脑发育过程中的重要性的一个隐喻。意识到这一点是一个空前的机会，能使父母理解他们在帮助孩子实现最终潜能时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理解3000万词汇的差距也能在早期帮助孩子扭转局面。
观点的转变
我想了解是否有研究表明，父母“思维模式”的变化会改变育儿文化。换句话说，有没有人发现家长对于固定能力和可塑能力的观点的转变会影响他们的育儿方式，使得他们更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到孩子们的活动中。 这项研究是由目前在内布拉斯加州儿童、青年、家庭、学校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的伊丽莎白·穆尔曼（Elizabeth Moorman）博士以及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教授伊娃·波梅兰茨（Eva Pomerantz）博士开展的。她们研究这个问题是以79个七岁半孩子的母亲为研究对象的。
穆尔曼和波梅兰茨猜测，父母的固定型思维模式将导致不太利于孩子智力发育的育儿行为。换句话说，认为智力不能改变的家长把孩子的学习困难看作是“固定的能力”所导致的，认为他们没有提高的机会。因此，这些孩子的母亲不会给孩子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她们只会鼓励孩子们“看起来很好”，包括教他们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孩子们自己学习，以避免失败的耻辱。在这些妈妈的身上，也能看到她们为她们的孩子们感到沮丧。 穆尔曼和波梅兰茨从理论上说明父母形成一种成长型思维模式，将有助于他们理解孩子的能力具有可塑性，而不是固定性。因此，他们引导孩子努力奋斗的方法，就可看作一个帮助孩子学习如何学习的机会。积极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即使在那些很难爬的时候，也要如此。
穆尔曼-波梅兰茨研究 研究随机选取了“成长型思维模式”或“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妈妈。告知所有的家长，将要给他们的孩子做一个瑞文推理测验以测试他们的智力。 告诉“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妈妈们：“瑞文推理测验测的是你们的孩子天生的、固有的智力。” 告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妈妈们：“瑞文推理测验测的是你们的孩子的智力潜力。” 告知所有的妈妈在测验期间，她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帮助自己的孩子。 这个测验的操纵方式对于这其中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困难的。当孩子们费劲地做这个测验的时候，研究者就观察这些妈妈的反应。“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妈妈就认为她们的孩子的能力是“天生固有的”，而不是可塑的。但是她们很积极，发挥着明显的控制作用。她们更倾向于告诉孩子如何获得正确答案，而不是在孩子感到孤独的时候给他们鼓励支持。一些孩子的母亲甚至把孩子的铅笔拿走，自己帮他们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妈妈们也更倾向于用一些非建设性的育儿方式，如批评。当孩子们表现出无助或沮丧的时候，她们的反应就好比失望的时候又被打了一顿。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建设性的育儿方式并不一定就跟非建设性的育儿方式完全相反。也就是说，给一个家长提供一个“成长型思维模式”的框架，并不直接意味着他们就遵循建设性育儿方式。这仅仅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一些控制和非建设性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家长意识到孩子智力的可塑性并不意味着家长有与这一点相对应的技巧。“孩子不是天生就聪明的”并不能直接地说明“通过父母与他们的谈话，他们就可以变聪明”。你可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你还需要走完这一段路才能到达目的地。
打破固有思维
科学是无可争议的。从出生到三岁是开发人的大脑的最关键的几年。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到四岁大脑就停止发育了，但那几年是最关键的。 科学也让我们知道了影响大脑开发的关键因素。孩子必须得到充分的营养，孩子也必须接触到丰富的语言。人的天性是善良的。它提出一些需求，然后又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所必要的东西。几乎每个父母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都能为一个孩子提供最优开发所需要的东西。 一直阻碍这发生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从专业角度剖析一下原因。但根本原因大概是，尽管对于食物的意识是人的第二天性，但是对于丰富的语言的需求却是最近才产生的。科学是新兴的，科学的价值增长也是最近才出现的。 然而，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早期语言环境的重要性，但确保语言环境的动机却滞后了。教育投资几乎贯穿学前教育到12年级。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然而，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太多费用开支往往都用在了解决现存的问题上了。科学让我们知道，从出生到三岁这几年，在读写能力、数学或执行能力方面，问题的根源是非常清楚的。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在这些年需要专心投入更多努力，因为其影响最终会造成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发展成就上的差距。
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阿里尔·卡利尔（Ariel Kalil）曾经说过，之所以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关的育儿项目上面支持较少，这是因为政府认为家庭不是受它们管制的公共机构。她说家庭被看作是个人决策的地方。然而她还说公共政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分享大脑开发的科学以及让孩子最好地成长和发展的策略。这种类型的公共政策就不应该被看作是努力改变家长的倾向，而是给家长提供工具，帮助他们实现将孩子抚养成为快乐、健康、有创造力的成年人的目标。
怎么才能发生改变
在早教方面的投资必须在相关民众的驱动下，有一个新的、强劲的势头。相关民众都理解这个问题以及关注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这不意味着要放弃当前针对大孩子的项目，而是要把这个项目延伸到生命的第一天。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在从幼儿园到12年级所投资的钱中获取最大的利益，那么我们必须确保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以他们最高的水准，做好学习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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