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是很多人内心向往的纯净圣地。到达歙县时，已是暮景忡忡了，我一再地扭头环顾着远处的不太明朗的河流和脚下灰白色调混杂的土地，想从历史深处弄清楚，这水墨一般的视界，到底凭借着何种魔力，竟能牵动着一批批人，不远千里万里前来一探其中的究竟。大凡涉及到徽商色彩的故事，都离不了古徽州，离不开歙县这块地面。而这儿的一切，此刻，竟显得如此平平淡淡，朴实无华。
我就在心里思量着：这里不该这么安静啊？该是充斥着刺耳的聒噪才对啊，或者，多建一些高楼大厦，彻底将近旁的不上档次的青砖黑瓦打败，连一点尸骨都毫无保留的打败，安插上纯现代化的商业标签。可，这水墨般的徽州，真真实实的就站在那里，不妩媚也不妖娆的立在道旁，兴处，也只是莞尔，略表一下对我这位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友人的欢迎。看不出丝毫的架子，如若没有先前的了解和深究，你可能丝毫不会对眼前这几座坍圮废旧的城池感兴趣，兴许随便逛上一逛，便头也不回的走远了。
可眼前的城市光景，确确实实是曾经称雄中国商界五百余年的徽商发祥地——古徽州。废旧的时光摆放在那里，陈列着古往今来“无徽不成镇”与“徽商遍天下”之说。历史上经济与文化齐头并进的地方，少之又少，徽州，与其说是一连串地理上的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介十字坐标。思想、文化、刀戈剑戟、药味纸香，都在这里一步步的舒展开来，又展胳膊又伸腿的迅猛行进着，徽州的思想家们可能是最自觉地在让自己的思想渐趋生活化、世俗化。这是徽州土地上诞生出来的奇迹。即便创造出来过于浓烈的铜臭味道，也能在吉光片羽里，慢慢被水墨似画的淡雅、纯净透明涤荡，一片一片的摧枯拉朽，闪烁出质感和潇洒的羽翼来。
沉默，恰是一种价值，是人心和时光怎么也无法诋毁得了的存在。古徽州，恰恰证明了它的沉默比它的爆发要来得铿锵，来的恰如其分。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将那些原本属于上层社会的道德、伦理、原则，悄悄引入了民众的生活大世界，与最不自然的封建正统形成了最柔韧的正面碰撞。衍生物，是最后的胜者。
我一直在思索着徽商发迹的起点和终点，过程在我这里失去了持续的煽动力。过去的时间，曾经的人、故事、酸甜苦辣、荣辱悲欢，都能够在耳边和眼前寻到记号。大抵明清时期，这里一度极其繁华。徽商最早经营山货和粮食，后因地方的墨、油漆、桐油、造纸的发展，木材、茶叶、盐、棉布等造就了来来往往的喧嚣。徽商们停靠在渔梁埠边的船舶堆满了谷子、生盐巴、上等的茶与土乡特产，从这里扬帆出发，数十个不眠不休的夜晚里不断航行，江浙、京杭、海运、河运，那些忙碌的身影，都是属于徽商的。而徽州的女人，却相对没那么走运气了，她们的身姿往往会被厚重而高大的牌坊所拖累，生活被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这印迹载着无数道心理创伤。
这种由棂星门衍变而来，最先是用来祭天祭孔儒后来又慢慢挪用到旌表节烈、歌功颂德上的牌坊对于徽州的男人女人来说，都无疑是一面面穿戳不破的屏障。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是徽商发展的三个阶段，达到最后一个阶段，也便成了众多徽商内心认为该荣归故里之时，于是便奏请皇上赐个衣锦还乡、母妻贞洁之类，皇帝老儿一想，是啊，商人为社稷贡献了赋税，妻母守家也不容易，赏个牌坊也理所当然。赏！于是，一座座旌功牌坊、义寿牌坊、贞节牌坊如雨后笋芽般竖立起来，如今在西递胡文光刺史牌坊、许国石坊祠堂、陵墓、庙宇与衙署周边，皆可目睹到昔日的倒影。这种倒影是颠扑不破的，和刻碑立传延续着同一种不自觉和无辜的荣耀。
吴头楚尾的徽州，地域相对较为闭塞，开发也很晚，人口也不多，这些因素都极大的阻碍了该地域的发展。古徽州的发展乃至后来徽商的盛名远扬，都和徽州历史上的三次移民潮分不开。这三次移民潮不是发生在时代的鼎盛时期，而差不多都是乱世，也对，乱世才会产生大量的迁徙人口，这些流民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发展所需的丰富劳动力。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这样讲，古徽州闻名遐迩的商人基因并不纯，再谈论起纯粹的徽商也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徽商，我更愿意其为一介历史文化符号而并非地域的标榜，是地域不同经济、文化与政治共荣共戕的私生物。
提起徽商的“以商重文”，自然而然应该想起久负盛名的徽文化。从大一点讲，徽商也该算是徽文化中的一类而存在。此处讲的商和文是共生共荣的，相互促进而并非敌对关系。那时候，扬州、苏州、杭州、衢州等地聚集着大量徽商，是力量极度庞大的一个商人群体，和晋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安商帮，便是这其中的代表。都知道，大凡一个企业需要长足发展，必须得有一个准确、核心的文化理念来支撑，像晋商的“义利共存”，徽商的“骆驼精神”，逐渐的都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略显端倪，初步发展，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有很大一部分徽州商人已将自己的生意做到了风生水起的地步，徽商朝着鼎盛的时期又迈大大的一步。在这之前，古徽州地面已出现像朱熹这样的半个思想家，虽然后来也出现过像戴震这样在某些理论上更进一层的思想家兼考据学家，编纂元杂剧《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的文学家汪道昆、“造反派”方腊，新安医学的奠基人汪机和新安画派创始人弘仁，却依然掩饰不了其局限性。但不管怎么说，这些该都算作是徽州这个大熔炉里煅烧出来的闪亮结晶。
谈到徽商熔炉里的结晶，自然无法将胡雪岩这个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遗漏掉。绩溪我去过，距离歙县不远，眼见是一座小的可怜的县城，山水占了大半面积，就连候车厅也显得古旧。墙上陈旧的“顾客意见薄”上，潦草的写着：厕所太脏！脏！脏！脏！远处，几个稍显负责的工作人员正用徽州土话聊着天。说胡雪岩是绩溪人，我觉得有点往脸上贴金的味道。
雪岩故居我也去过，毗邻杭州的南宋御街，入口处是一截长长的巷子，围墙边爬满了淡红色的花，叫不出名字。他的大半辈子奔波在江浙，从最初的跑堂到后来的巨贾，每一步他都走得踏实而又严谨，这是徽州人骨子里的小气。这种小气和谨慎从他故居的布局上便可瞧见。阁楼与庭谢俨然阻隔映衬，外围被围墙紧紧的包裹着，包裹着还不够，还紧紧藏匿在一条不知名的巷子里。宅居很深，进门拐几道弯便为前庭，中植几棵柚子树，多半是后人栽种的；后设厅堂住人，厅堂用中门与后厅堂隔开，镶嵌蓝色的用来“看雪”的玻璃。假山过道置有天井，靠近围墙边是一整排的厢房，清一色的逼仄空间，跨过门槛，便入了厅堂，左侧摆放着三辆木制轿厢，厅堂上是处处皆见的牌匾。这里，全然不似苏州园林那般倚山水为基、将就风水阴阳调和以及无拘束的美。此处，有太多的约束，太多的逼仄，太多的明刀暗箭，让任何一个突兀而来的人都会措手不及。措手不及却又过目难忘。
如果没有标志，或许它早已漏掉了我的目光。绩溪很小，清清淡淡；杭州城森然庞大，商贾林立，好似山间溪流与波涛海浪间的较量。最终，他选择了做一条柔韧而有力的涓涓细流，在大江大湖里闹腾，这样的闹腾，距离大江大河也就不远了。胡雪岩的困局，囿于时代的逼仄感与内心的局限性。不过，他积极的地方，是为徽商树立了一座永远也无法逾越的标杆。
旧时候的徽州城多用砖、木砌成，从狭小的屋室到敞亮的厅堂，显现了徽州人头脑上的张力和臆想力，并且将其成了水墨般的现实。门楼多重檐飞角，各进皆开天井，通风透光，雨水自然过门前沟渠流进屋前大塬溏里。印证了“前有名堂水”、“财不外流”之说。楼上厅屋一般都比较宽敞，有厅堂、卧室和厢房，沿天井还设有“美人靠”。各进之间有隔间墙，四周高筑的马头墙，远远望去，犹如古城堡。塬溏和青墙似一面镜子，什么时候去看，都是平平静静、无波澜的，淡然，安稳，不骄不躁。这些品格促使着徽州人向外，也冥冥中佑护着徽州人向内。见过诸多民居，皆成坐北朝南的门向，在这里，在徽州地面上，你会发现形形色色的屋门皆朝北。风水学，在这里得到了最切切实实的佐证。是风水，其实也是长久积攒下来的习性决定的。
皖南民居自有其日积月累的特色。不论是常人老百姓居住的房屋还是私家园林，皆充满着无穷无尽的魅力。这魅力我只愿简简单单的概括成水墨般的色调。白色的墙，青色的水，沉静的人，岁月安好。从宋朝开始，徽州的私家园林便开始逐渐兴起来，这得益于那些外出经商富裕归来的徽州人，免不了俗，便想着回家买田置地筑美宅，一掷万顷，遍植花木，养荷放鱼，把自己融入久违的野趣里。
在这种纯净的野趣里，自然而然的诞生了属于徽州的一个地方画派：新安画派。谈论徽州的地方艺术发展，此画派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特别是对我国明清的绘画史，功绩巨大，渐江、汪之瑞、查士标和孙逸这群人，宗法倪云林、黄公望，以新安江流域为活动中心，以皖南的山山水水为主要表现形象，硬是将中国日渐低沉的山水画又推向了一个别致的高度。
新安画派的画家们大都心比较沉静，因为领袖人物是明代遗老的缘故，多少显得有点“食古不化”，操守和气节不自然的便被笔墨勾勒到了宣纸上。
随着境界与实践性的探索，这群孤傲的艺术家们对黄山看了又看，对富有水墨乡韵的徽派建筑临摹了又临摹，勾勒了又勾勒，每一笔都泼洒蕴含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与争斗。这种执拗将地域性的画艺推向了极致。
人，只要一旦断绝了欲望纷争，也便了无牵挂，便能够平心静气的从事艺术绘画，境界也便彻底超凡了。
夜色里，古徽州城里空荡荡的，一阵阵坚定而急促的脚步声来了又去。布满舟楫的码头边，渔火在不定的飘摇着，仿佛在告诉着每一位访客，几千年前的这里的每个夜晚，那些书房的窗户里都还亮着微弱的灯光，道道黑影在低头涂涂画画着，桥梁、新月、垂柳、水墨般的河流的轮廓，都在这涂抹的过程里逐渐的变得清晰透明起来。
水墨般的徽州，正渐渐的朝着浓墨渲染的鲜艳境界愈走愈远，归于平和，归于一贯的安详和自在。近处是斑驳的城墙，老护城河疲倦的躺在那里，不言不语，紧紧的围绕着新城区流动着，春夏秋冬里安静或者喧闹的日子开始变得平淡无奇，不痛不痒。在这里，意识再也无法支配行为，时间再也无法分配空间，论你是耀眼的财富、淡远的心境还是砥砺与跋涉，统统得照着各自的规律和行径，归于最终的水墨般的悠远。
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皖南的时候正值凌晨，不知东方既白。我丝毫不能带走什么，唯一能留下的便是水到墨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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