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新文化运动105周年，以新发现的亚东图书馆藏陈独秀、胡适系列文献为契机，华艺国际特别支持、在艺联合云杪文化发起并主办“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追溯百年前一个大时代的文化遗珍，梳理探讨新文化运动对百年中国的深刻影响。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8月25日-31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启幕，展出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这也是尘封百年的亚东遗珍首度集结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文化遗产”，学术界对其文献价值、文化价值、时代意义甚为瞩目。
8月31日北京站落幕之后，“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将开启全国巡展，重访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生命中最重要的另外4座省市，9月初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终回到陈独秀与胡适的故乡安徽，以“一座‘图书馆’，两位文化巨擘，一场新文化运动，百年中国史”为寻访蓝图，以特展、学术研讨会、专题短片为形式，开启一程跨越百年的文化寻访之旅。
亚东图书馆——历史策源地，革命功勋场
亚东图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颗明珠，在20世纪上半叶与商务印书馆、韬奋书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鲁迅有言：“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出自《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续编》）
汪原放是亚东图书馆的骨干编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作为亚东图书馆的灵魂人物，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出版——胡适留美回国后，毫无保留地将其著作在“亚东”出版——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与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进程。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与传播中心”，是出版人的乐土。现代出版发行家汪孟邹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其前身为安徽第一家新式书店——安徽科学图书社，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迁至上海——很快成为新潮思想与进步文化的活跃阵地。后来还经售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主办的《政治周报》《毛泽东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等革命刊物，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展出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既是20世纪初新思潮仁人志士友谊的见证，也是重要历史时期大变革的重要见证，更是今天回望大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化遗产。
《胡适留学日记》：民国五大日记之一，迄今公开最全本
《胡适留学日记》是民国五大日记之一，记录了其在留美期间的社会见闻、对时代的困惑与思考，是大时代背景下中国一代青年的内心独白与思想演变。
《胡适留学日记》最早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藏晖室札记》为名，于1939年整理出版。此后，商务印书馆、安徽教育、湖南岳麓书社等多家出版社均依照“亚东版”，以《胡适留学日记》为名重印出版。
《胡适留学日记》
《胡适留学日记》部分原稿
“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胡适留学日记》皆为胡适亲笔手稿，共十八册，五十余万字，且在日记手稿中随文黏贴了四百五十多张珍贵照片及中英文剪报。“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相较现有各版本，首次集结展出胡适1917年归国后所写的《北京杂记》和《归娶记》，有效填补了现存日记中两年空白，被学者陈子善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胡适文献发现。”是《胡适留学日记》迄今公开发现的最全本，有力补充了此前学术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疑案。
其一，有效填补了胡适与新文化运动文献研究空白。现有上海亚东图书馆版、商务印书馆版、台湾版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所有的《胡适留学日记》各版本中，均未涉及《北京杂记》和《归娶记》，在《归国记》1917年7月10日结束之后直接跳到1919年7月10日，这空白的两年正是胡适酝酿和倡导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的极为重要的两年，具有重要的学术文献价值。另，《北京杂记》明确了胡适与钱玄同的首次见面时间——1917年9月11日，可补钱玄同日记的失记，钱玄同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和急先锋，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
其二，解密胡适思想成型之路。《北京杂记》记录了胡适归国后处于重要思想交汇期的读书札记，从1917年 9月11日至11月30日期间，有围绕方东澍《汉学商兑》的阅读和辨析，也有围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阅读和辨析等，读书之多，涉猎之广，思考之勤，对胡适后期思想的成型有重要作用。
其三，有效增补胡适诗歌创作。《北京杂记》中有多处胡适自作诗词的记载，《归娶记》中有对胡适组诗《新婚杂诗》的记载，与以后正式发表的定稿在次序和字句上均有所出入，对胡适诗歌创作研究是有效增补。
其四，解决胡适私人生活悬案。《归娶记》明确了胡适的婚期，解决了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解决的悬案。文中记载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如对江冬秀的第一印象、婚礼的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甚至结婚礼堂的平面图，揭示了胡适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颇为详尽。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20世纪大论战开学界新纪元
陈独秀所著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科玄论战”中，使得这场轰动20世纪文化思想界的“世纪大论战”暂告一段落。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科学与人生观”是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思想论争，也称“科玄论战”，被梁启超誉为“替学界开一新纪元”。三大派别玄学派、科学派、以及唯物史观派，就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几乎全部参与其事，论战文章字数高达“煌煌二十五万”。“科玄论战”表面上是中西文明异同优劣之争，深层剖析是关于哲学的物质与精神关系之争。在论战暂告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三派的观点还是不断再起。“科玄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对中国哲学与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对科学与人生观及其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客观且详尽的解释，最终使论战暂告结束。他写于1923年12月20日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表达了他同时要对玄学派、科学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批评了玄学派张君劢“九项人生观”等“怪论”，也批评了科学派丁文江的所谓“存疑的唯心论”。他指出，“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加入科玄论战之中。
“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原稿，是陈独秀送亚东出版社的手写终稿，自“亚东”出版之后百年间从未露面。与后来刊印的各版本相较，手稿内容出入不大，但保留了陈独秀对序文重点的圈红标识，这对于解读陈独秀的思想轨迹、理解这场世纪论战乃至20世纪哲学思潮具有重要的文献补充意义。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开启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
《跋<红楼梦>考证（一）（二）》是胡适在20世纪红学论战中极为重要的史料，也是文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原稿，可以在手迹中管窥具有时代性的思想轨迹，对新旧红学的研究起到助力作用。
“红学”自光绪年间盛行，直至民国后，研究热情不减。其中，以胡适与蔡元培的研究成果最为瞩目。胡适于1921年出版《红楼梦考证》，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结论，自此开启红学研究的新时代，俗称“新红学”，并对过往红学研究予以尖锐批评。过往红学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难以接受，在自己考证《红楼梦》的研究《石头记索引》第六版中表示胡适的观点不能征服他。胡适随后发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其中含“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指出蔡元培所用方法过于守旧。
两大学者就《红楼梦》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蔡、胡之争并无结果，两人各执己见。但这场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使得《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断获得全新的阅读视角。
学术影响持续发酵，影响深远的大时代
亚东图书馆珍藏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在北京现身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同时加深了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百年前中国大变革时代文化思潮的理解。其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展出，也是对于逝去的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韬奋书店三足鼎立出版格局的呼应；百年已逝，无论是科玄论战，还是胡适日记，乃至新旧红学之争，对于在历史中理解今日之中国大时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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