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中国商道中颇有传奇色彩的商团，它曾经富可敌国，而且兴盛了两个朝代，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就是徽商。
徽商，是指在明清两代时，徽州府下辖六县的商人社团，又称“徽帮”。这个徽商，雄霸中国商界将近400年，与潮商、还有晋商，合称为中国“三大商帮”。
徽商有多富呢？人们说“天下十分宝，徽商藏三分”。在明代时，徽商的资本已经累积超过了一百万两白银，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还要富有，一百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呢？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660元，一百万两白银，那就是6.6亿了；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单是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商，就坐拥了四、五千万两白银的资本，而当时国库里的存银才不过七千万两，所以，真正称得上是富可敌国。
古话讲，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原由，徽商就是如此。徽商，来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但是，从这些穷山僻壤中走出来的徽州商人，却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不但发展壮大，还能雄踞商界、富甲一方，那么，徽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在勤奋、节俭、吃苦耐劳之外，徽商最大的特点，就是“贾而好儒”，以儒道经商。在徽商的经营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贯穿始终，徽商做生意时，有几个坚持，那就是坚持要“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以善为本”、“以德为基”。这些信条，为徽商赢得了极高的商业声誉，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
以诚待人
比如这个“以诚待人”，对徽商来说，诚信是经营的基础。徽商深知，商人和顾客是互惠互利的两极，商人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所以，在经营中，他们宁可因诚信而亏本，也不用欺诈的手段来赚钱。
这儿有个故事，在清朝时，婺源的商人朱文炽，在广东珠江经营茶叶贸易，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时，朱文炽一定会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两字，绝不欺瞒，朱文炽在珠江经营茶叶二十多年，虽然因此亏了几万两的本钱，但是却没有丝毫的动摇后悔。
即使不是自己的生意，徽商在与他人合伙经营，或者是受雇于人、帮人经营时，也遵循一个“诚”字，比如徽商詹谷的故事。
詹谷，也是婺源人，在陈老板的上海茶叶铺里当伙计，他十分勤勉能干，深受陈老板的信任。一天陈老板家里有事，就把铺子交给詹谷，自己回老家去了，当时正赶上战乱，再加上路途非常遥远，交通不便，陈老板就一直没有回茶叶店。在战乱中，詹谷一个人艰苦经营著茶叶店，不过，茶叶店经营的很好，营利丰厚。十年后，陈老板的儿子回到了茶叶铺，詹谷把历年的账本交给了这位少主，上面每笔账都记得非常清楚。
在詹谷要返乡时，少主在给他的薪水外，又加赠了四百两银子，不过，詹谷推辞不收，而且走之前，还仔细交代了茶业铺的业务，才告辞还乡。
这样的故事，现在听来，可能要很难理解了，商道商道，詹谷的修为，实在称得上道德君子了。
以信处事
另外，徽商很是重承诺，守信用。凡是答应过别人的事，徽商大多都会守信不渝。
比如婺源的商人江恭埙，他和浙江湖州的陈万年，两人合伙经商，几年下来，赚了不少银子，不料陈万年却突然生了病，而且一年后就离世了。作为生意伙伴的江恭埙，根据历年账本，算出了陈万年应得的本金和利息一共有1800多两银子，并且亲自送还给陈万年的妻子。陈妻非常感动，要拿出一部分银两表示感谢，但被江恭埙谢绝了。
以义取利
可以看到，徽商在经营中，不但有信义，还非常的仁义，而在“义”和“利”面前，徽商大多主张“以义取利”，就是说赚钱也要讲究“义”，不符合“义”的昧心钱，是不能赚的。
这儿就有个徽商“以义取利”的故事。休宁的商人刘淮，是一位大粮商，长期在嘉湖附近收购粮食。有一年，那里发生严重的天灾，百姓颗粒无收。有人就劝说刘淮，让他把以前屯积的粮食高价卖出，不过，刘淮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让饥饿的百姓能够顺利度过灾荒，才是最为重要的事儿。于是，他不但没有趁机抬高物价，还把自己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而且，还开设粥棚，帮助那些没有钱买粮的灾民。刘淮的义举，百姓自然也看在眼里，正是善有善报，所以，在灾难过去后，刘淮的生意更加红火了。
而当“义”和“利”不可兼得时，不少徽州商人甚至会舍利取义。清代休宁商人吴鹏翔，曾经做胡椒生意，在和人签约后买进了800石的胡椒，钱还没有付，但是发现胡椒有毒，卖主愿意全部收回，但是吴鹏翔仍然照价买下，然后一把火都烧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如果退了胡椒，卖主可能会再转卖给别人，所以就宁可自己蒙受损失。这种非义不取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清朝道光时，一位名叫舒遵刚的徽商，就曾经这样说，他说，一个生意人，只有“以义为利”才能开辟财源，并且源源不断。这种思想，在徽商中非常有代表性。
以质取胜
徽商，还非常重视商业信誉，因此对商品的质量要求很高。清朝末年时，徽州最负盛名的胡开文墨业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曾经创制过一种墨，这种墨，能在水中泡很久也不散。一位慕名而来的客户买了一袋这样的墨，结果在回去的路上不小心掉进水里了，捞起后发现墨锭已经开始溶化，就又立即回去找胡余德。
胡余德，当即赠送了一袋价格昂贵的知名墨锭，同时下令各分店立即停止销售这种新墨，并且把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全部销毁，他甚至还把那些已经卖出去的墨锭再用高价收回。这么处理，虽然让他蒙受了经济损失，但是却保住了商业信誉。而正是这样的经商之道才能让生意经久不衰。
以德为基
徽商注重德行，而且不只是自己修德，在选择人才时也是以德取人，同时，也非常重视“才”，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技术的行业，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将一些能工巧匠请到自己的麾下。
比如，刚才提到的胡开文墨业，它的创始人胡天注，在刚继承岳父的生意时，虽然店铺已经濒临倒闭，但他并没有急于扩大生产规模，而是把资金用在了聘请能工巧匠，还有购买上等原料上。
此后，胡天注和后来的继承者们，也都把招贤纳才这件事摆在经营的第一位。当时徽州几位著名的墨模雕刻家，还有制墨的工匠，都曾经在胡开文的墨庄里效力。而且，这些能工巧匠们制作的墨，还拿到了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质奖章，让“胡开文墨庄”声名远播。
徽商不仅遵照“儒术”选人、用人，而且在待人方面也恪守儒家的思想，遵循“宽厚”二字。为了让雇佣者能够尽心效力，徽商对待员工也是推心置腹，关怀有加。
比如徽商程君，他对待手下就非常宽厚。如果经营中出现了亏损时，他不会责罚员工，而是帮助找出问题、吸取教训，在下一次经营中设法弥补；对那些在经营时赚到钱的员工，程君就分给丰厚的红利，鼓励员工经营的积极性。这样宽厚的老板，自然是打工人喜欢的，结果就是，有很多人都争着去程君那里应聘。
正因为徽商待人诚挚宽厚，人才们也愿意加盟，这也让徽商团体形成了一股合力，不断地推动着商业的发展壮大。
以善为本
壮大后的徽商，并没有高高在上的失了地气，因为受到了儒家的“敬畏天命”和“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绝大多数的徽商，有钱后都是乐善好施、热衷公益，比如遇到修路架桥、赈灾济荒、育婴办学等等，徽商们也都愿意慷慨解囊。这样的公益故事，也是比比皆是。
比如，明朝万历年间，米商詹景瑞到饶州时，见到当地的粮食欠收，饥荒严重，就把所营销的4200石大米全部捐出，救活了无数的灾民。还有清朝初年，徽州歙县的大盐商江演，先后捐出了白银几万两，帮助家乡的交通建设，还捐出巨资疏通了扬州河。
不过，虽然大多数徽商都讲究商业道德，以“儒道”经商，但是，也有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商人，被称作“徽狗”，遭到徽州人的鄙视。
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儒家的思想道德，也在这里有着比别处更崇高的地位。徽人们，除了在遍设学校、广立书院宣传儒家思想外，还在家典、族规中，明确规定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
婺源县的许多家族，在每年的初三、还有十八日，都要召集本族子弟们齐聚祠堂，训导子弟们要孝敬长者，友爱兄弟，夫妻和睦，并会惩罚违背儒家道德规范的人，这也造成了徽州“儒风独茂”的局面。
儒家认为，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修身，也就是先学会做人，而做人以德为重。古语讲，厚德载物。在一些有道之人看来，德是福分和财富的根本，福分和财富都是从德转化而来，人要想财源广进，还是要广积厚“德”。这一点，至少从徽商的身上，我们从一个个流传下来的故事中，看到了一场场真实生动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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