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新书发布会演讲稿

柴静新书发布会演讲稿——《看见》

谢谢邱老，也谢谢各位亲友，还有多年来的给位读者和各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在看完刚刚看完那个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问我，为什么给你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二十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儿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儿又一本，然后发现说，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得事儿，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反思跟批评。再往下看更悲惨，我原来想，那谈恋爱的事儿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因为里面基本上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说，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啊，他是上帝上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就都只有结论。看的时候我就想，柴老师，您当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不记得了。所以说，不要是说报道一个国家，就是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的时候跟人性当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触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我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家白茫茫大雾一片，一无所见，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当年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么一种思维模式来做的，所以那种困窘可想而知。

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儿，当然那片子拍的很动人，是拍有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把四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家里吃，在家里住，还给他们订作业本儿，做的很动情，陈虻说他很感动，但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就把这个记者叫过来问，说“收钱么”，记者说“收”，“收多少钱”，说“一个人两三万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十二万，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还剩下的钱也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的工资。陈虻就说，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订作业本儿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我知道了之后，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然后他就问，谁交给你们的，啊，我要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么，让你表达你有么，谁较给你这个的？陈虻说的很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他提的太像外宾了啊。然后我就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儿文艺熏陶，也找了各种方式，比如说让我学学音乐，因为文艺是最让人去感染心灵的么，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会拉一个曲子叫《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学的，会拉一个曲子《小白菜》，手风琴我也会，会拉《铁道游击队》，所以就是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所以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你看文艺最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但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渗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为你很逆反，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但是稍不留神，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最反对的人，那怎么解除它，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个时候，陈虻老骂我们，审个片子，他拿过来，看一遍说，你是机器人么？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战战兢兢再拿给他看，这次他很温和，说，嗯，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但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很长的路，习以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那么强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只能瘫倒在地。所以，陈虻后来也放弃我了，他就跟我说，唉，你去吧，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得对，这个撞了南墙，人的脑袋在上面撞得头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这个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侵入你，侵入你的头脑，侵入你的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来的概念，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已经四脚朝天，就像尖叫一样。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进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他只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儿小黑板，这个黑板上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跟我说，其实都已经是SARS，他说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也不知情，医生知情么？知情，可是每个人都沤在这里头，连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说，你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他就指了指这儿，“在心里区分”，我说那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靠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务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绝望和沉痛，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带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经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视过我的职责，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这个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这个采访提纲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着眼睛的十分钟里面，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唤醒的是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到在街边，头磕在那个水泥沿儿上那一瞬间的感觉。我知道最让人痛的不是身上的伤或者头上的土，那种感觉让你难受的让你对自己的憎恨，你觉得一定是我自身有什么残破之处我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儿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看到这束花儿之后，后来她搬出一个家庭的相册给我看，贴满了这些年来他们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支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就这一支花，她把那个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他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很严格的思维训练，还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弄巧卖智的一种思维方法，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但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棉袄吧，在这个地里头，我跟他坐着在一块儿采访，真假难辨。当天采访完之后，我的同事在一块儿，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然后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袄，背着光坐在那个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就这个瞬间我映像特别深，我觉得，哦，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支支相扣，自相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喜欢问我妈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啊？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快，大家在看到好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加点儿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但是，2009年，当时我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收了一千多万的中介费，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然后，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说他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法律。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和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利益。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所以在节目当中，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遗书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其实没有一个受苦的群体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有诉求的人。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这些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本然的面目，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附庸。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有时候采访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会问他说，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歉意啊，你有没有忏悔啊。有领导当时提醒过我，但我当时不以为错，我觉得，我这也是为了社会向上向好嘛。后来2009年，我采访一个电击治疗网瘾的调查，这个电疗治网瘾是设在一个医院里头，我们被允许观摩了他们整个的课程。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环节，就是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向这位医生下跪，有抱着腿的，有搂着他的，大家都扬面大声嚎哭。我就绕着他们转了一圈儿，我看，他们大部分人脸上都是，脸上干干，泪水全无，但声音很大。后来我就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坐在我面前说，电击一点儿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别愿意留在这儿。就在我打算结束采访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她脸上流下眼泪，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痛苦呢，她说，我不痛苦，我说，那你为什么流泪呢，她说我没有流泪，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上。她说，我愿意留在这儿，说完这句话，她脸上的这颗泪水重重的砸在她的裤子上。在采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他说因为他们感恩。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者他们是装的？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也很好么？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任何强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出于善的目的，也有可能导致普遍的虚伪。所以，采访才只是呈现，而不是评判；是认识，而不是改造。在这本书中，我写下的就是这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一个晃动不安的状态里面。

不过，卢安克就说过一句话说，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其实我所说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他们。写下他们有意义么？我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吧。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于它。所以这些概念对于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它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当中属于人的真正地实质。不论我们走的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

在二十岁的日记里面，看到了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有一点意味。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主持人了，然后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我说身边的人在一块儿讨论，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句号。然后，这页就完了，我还挺好奇的，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翻过来之后，小柴当年写了一句，说，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向外界推诿什么，他将把重心放在人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永无尽头。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也就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我还在一个采访中把一个小孩儿又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时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在那儿。后来我就问陪伴了这个孩子十年的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呐？卢安克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也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亮。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除，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讲演的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和别人说过，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是陆智昌老师选择和设计的，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们。这张照片是2006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威在我们在重庆开县一个叫马柳乡的地方采访的时候，他拍下来的。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最贫穷的村子之一，有700户人家，青壮年大多出外打工，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跟孩子。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有一次冲突很强烈，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政府说，那以后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务吧。然后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路特别难修，曲里拐弯儿，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能够修成，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里的生产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第一，人人都要发言；第二，不能骂人；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百分之八十五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摁上手印儿贴在祠堂的门口。但是贴完之后，允许你睡完一觉起来之后又反悔，五天之内允许你反悔，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再召集大家重新开一次会，但有一个条件，你得来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免得你太任性，为所欲为。这张纸被揭下来过五次，每一次都重新开，最后的结果是，还尊重原来的决议。钱花出去，路修好了，没有任何人闹事儿，也没有任何人上访，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下去。所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我们的那期节目叫《马柳的民主》，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主做的最前卫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些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儿，根本没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所以这张照片给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去刻意的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的与谁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我们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我们就能够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我们亲手创建的生活之上。

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来现场我的亲人、朋友多年的读者和媒体的同行。最后要特别祝我的朋友，周云蓬，今天生日快乐！

柴静广州演讲全文（网上找到最全的）

来自:卡夫卡

广州 方所书店“创作者现场” 讲座《看见》 

演讲人：柴静 录音整理：Nodame。

主持人： 

上个月陈丹青来的时候（注：2012年11月陈丹青来过方所参加“创作者现场”的活动，也进行了讲座），刘大姐说，柴静的书下个月发，在全国只有五场。我说我一定要她做五加一。这一场是特别的，是例外的。所以，这一场是我们争取回来的。 

虽然没有北京那么多的娘家哥哥，但是在这里面呢，我觉得看到这么的多广州的你的读者，你的观众，你的朋友。我觉得会比北京的更精彩。那我们让我们一起期待柴静接下来给我们诉说她的《看见》。 

其实她在北京的整个视频我都看了。我很感动。因为那天晚上我曾经策划过让她参加晚上的另外一场秀，完了第二天来方所演讲。嗯，因为她的行程问题我们未能如愿。但是那天秀完了以后，我一直看到两点多钟把整场看完。非常感动。我真的觉得，特别感谢她的《看见》，也特别感谢她的观点。不断地去拆掉过去的前面的迷障，让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自我。所以我非常感谢她今天来到广州来到方所，更多地和广州的朋友来讲讲她的十年的历程。好，大家欢迎柴静。【全场掌声】 

柴静： 

谢谢X总（整理者注：上面那个主持人姓什么我不清楚。。。），谢谢方所，也谢谢今天远道而来的各位。 

他们之前没有安排广州，是因为告诉我说，在广州，人们从来不看中央电视台。【全场笑声】但今天来了，我觉得我们大有可为，不至于那么悲观。来之前，刚才有北京的朋友电话我说，听微博上说来了很多人，他说怕现场出麻烦，我说我有这个把握应该是不会的。因为那天在西单的时候，也来了三四千人。当时在地下车库里面，又黑又冷，大家排了二十多个弯。那时候，西单图书大厦的保安就特别担心，然后，人在担心和焦虑的时候，声音会提得很高，也会做出一些比较大的肢体动作，会很着急，说话也会比较……不那么考究。我一开始会有点儿担心我的读者跟他们发生冲突，后来这个保安过了一会儿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保安脸上特别顺了，后来他跟我们说，很少看到这样的读者。他说下去的时候，底下又黑又冷，但是那么多年轻人排在一块儿，没有喧哗、地上没有垃圾、彼此没有冲突。他说，我本来是气势汹汹地下去的，结果他们还向我道辛苦，所以他的声音也就低下来，然后每个人也可以听到彼此的讲话。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的读者或者我的博客的观众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我们都是爱书之人，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汇聚在方所，这是阅读带来的力量。谢谢大家。【全场掌声】 

柴静： 

今天因为站着的朋友太多，我对你们也道一声辛苦，所以呢我的讲的时间也会比较短，我想我也就大概讲十分钟左右，然后跟大家……【被观众的声音打断】 

我知道，我会尽量留一些跟大家互动的时间。因为这本书已经面世，你们都拿在手中，实际上我更想听到你们的想法、建议和批评。一半也是因为我自己可以讲的已经很少了，在首发式上我所讲过的内容我也不必再赘述，在书中已经呈现的东西我也不用再重复。其实我还是蛮想讲讲阅读的。 

大家今天处身于这样一个地方，都是从小在书本当中长大的人，你们可能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或者九十年代，可能很难体会一个生于1976年的人，在山西的环境里面，她能看到的书是非常非常稀少和可怜的。我可能只能看我爸的中医杂志，和我妈那个批判胡风的文件，这么一个滋养，它是不足以让一个人的心灵变得丰沛和强壮的。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爱读书的人，他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他能够有一份相对从容、无视喧嚣的一点点气息，还是因为书本教给他的东西。我小时候能够看的那个杂志叫《读者文摘》，现在叫《读者》。现在你们可能看得少，但是那是我少年时期几乎是唯一能看到的杂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有一个发刊词，是他们的总编写的，那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说“什么样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他列了十条。第一条是，你看到公家的水龙头开着，你却不去关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然后，一个经常讽刺善良人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一个讲话的时候总是说“我我我”的人，也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 

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老师和家长还没有来得及去教养孩子的心灵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靠着这一点点来自陌生人的启发的契机，才开始心灵中土壤的一点点培育。所以我是由读书构成的。 

讲到第二本书（注：即《看见》，柴静的第一本书是《用我一辈子去忘记》），我写到在2009年的时候，我面临我的生活中两次大的事件让我写这本书。一次是我离开新闻调查，一次是引领我进入央视的陈虻去世。这两件大的事件把我活活地从原来的生活里面，你以为特别坚固的生活里面连根拔起来，然后移栽到其他的土壤里，不由分说，也没有人向你解释，你所有的安全跟归属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但它也是一个人心灵独立的开始。因为你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再去依附，这时候你就必须去建构自己的内心世界，而靠什么来开始，我觉得我是靠阅读来开始。人在困惑当中，在书页里面来寻找共鸣。 

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顾准文集》。简单地说，这不是一本书，因为里面包含了顾准的日记，包括了书信，包括他的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那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叫《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对这个出生在建国之前的，十几岁就当了会计的，上海财政局的局长，他在年届壮年的时候，被拿掉自己的这个职位，是因为他不听话，他总是不想做一个盆栽植物。所以，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反思。他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睡不着觉，听着外面的车马声稀少下来，然后又再喧嚣起来。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以前的自己腹中空空，只有报章杂志之学，但却喜欢对人对事空发议论。他说“现在想起来不免可笑”。 

于是他在六十年代初那样一个气氛当中，定下心来，把脚扎进土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有志于学。他以那个年代可以掌握的英文去读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他拼命去学习数学，在严寒当中感染了肺炎。也就是在一个狂风可以把人席卷而去的年代里面，他就靠着紧紧地扣着地上的两个小石子，来保证自己不被吹走。一颗石子是知识，一颗石子是逻辑。他抱着两颗石子，让自己求是、求实。 

所以顾准对我的影响就是，在当年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他交代在文革的十年当中他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他给自己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了两个字，叫“读史”。一个人能够以，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能够以阅读历史的态度来看待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发牢骚。当他明白了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一切必然结果的时候，他就能够认识现实。但是当时最让我触动的是，顾准当时被下放到河南，他当时在那边做劳动改造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捡粪。他以后做到了，新鲜的粪便，他可以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放在自己筐里面，完成劳动。他跪在地里面劳动、血肉模糊，这是他的处境。但在这个处境当中，他仍然研读现实。他说过一句话说，他心中有愤怒吗？有的。但是他从愤怒出发，却向更远处走去了，这就是读史。 

但他内心让我最触动的一点是，我以为他是像斯宾诺莎那样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不赞美、不责难，只求了解认识，但是在1961年他挑着担子，在终于回城的时候，他说他一步三回头去看农村，看凋敝的农村。他说他心里面那时候像刀割一样。一个人试图冷静地观察，又对自己土地上的人有一种不能释怀的关切，他教给我，如何有一个安身立事的态度。 

他工作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在三里河。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去那条河边走一走，想起他暮年的时候，带着一个白色的帽子，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但我的心里猜想，他是为文革期间服毒自杀的的妻子服丧。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买过一盏双头台灯、绿色的，放在自己案头。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买这盏台灯，他说，他曾经跟妻子商量过，能过上平安日子的时候，两个人买一盏双头台灯各坐一端，以此夜读。这盏台灯让我心里面也很难受。每次从我的窗头能够看到这条河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顾准生在此世，假如给他一张像我这样平静的书桌，这样的头脑和心灵能够创造出什么。他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他曾经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所经受的一切并没有让他幻灭，他只是迎身而上，去追逐现实的最顶端，他要把那个杯子的底部掀过来，去看一看底下刻的是什么字。这就是穷究事理的逻辑的力量。有了这样的力量，任何事情权力都不可能让他的头脑屈服。所以他就像贝多芬旋律当中不断回旋的那句“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全场掌声】 

柴静： 

下午采访的时候，记者曾经问过我说，谁在采访中对你的影响最大。后来我想了一下，是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采访的知识要多于任何一个从业者。 

在这两年当中，我反复看他的书，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在这本书当中，原本一个非常凡俗的一个情爱故事，也是报纸上登载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只有一个结尾、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因为做了别人的情人，最后成为丑闻卧轨自杀。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在微博上看到的类似的新闻，托尔斯泰把它变成了百万字的小说。他从结论出发，去倒推人的心灵轨迹，他在想象当中抵挡了这个事件任何一方的内心深处，在这个通往人心灵的过程当中，他也克服他的道德偏见。他曾经也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认为她是一个得到这样结果是必然之事的人。所以他的题词是用了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叫“深渊在我必报应”。但他后来自己说，在他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他对人心灵的理解超过了他对道德的判断。以致于这棵树上的树枝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茂，开出越来越多的花朵。人们也超越了小市民道德的简陋的判断，而抵达人的心灵。他在这本书当中，对安娜、对安娜的丈夫、对安娜的情人，每个人物都给与同等程度的了解，这个了解并不是因为他美化任何一方，只是因为他深化了每一方。在这个深化的过程当中，生活在此侧的人和生活在彼侧的人都同时得到了呈现，这也使这个事件得出了它的本来的面目。 

所以他的书对我有一个启发。我曾经以为采访的客观是不对任何一方投入感受，但我从他身上了解到的就是，一个作家的知识就是关于人心灵的知识，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对生活在此侧和彼侧的人都投入感受，都公正地呈现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才有可能呈现这个世界本来应有的样子，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本来嵌在什么样的秩序和结构当中，什么必然发生，什么不可避免，什么不可能产生。 

那么有人会问说，我们阅读、我们认识世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就像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问过我自己，除了呈现我所看见的，我的终点是什么？后来我才发现我没有终点。人就是目的，人不是工具，人不能服务于任何一个目的，尤其是那些自称崇高和伟大的人。【全场掌声】 

柴静： 

出生在1976的人，我降生的那个宅子，是我们家族有将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合局地。我的奶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我妈，在文革当中辍学，我是第一代，能够接受现代教育、能够用自己的自由的意识去决定自己命运的女性。我从大的共同体上剥落掉自己，曾经头也不回地摆脱掉任何集体，试图建树自己，就像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从共同体当中剥落。但是已届成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需要归属感。人生存于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归属，那么归属从哪里来？不再是过去的宗族、血亲、单位，不是那些使人僵化的理念，像水泥一样动弹不得的，真正的归属，是我们相互之间的创造和愈合。当我们志趣相投、目光相汇的时候，我们就创造出属于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记者的责任。在未来这些年当中，在时代能够容忍的前提下，我将为这个，付出我全部的心力。谢谢大家。【全场掌声，持续】 

----------------------------------------------------------交流时间---------------------------------------------------------- 

读者：柴老师您好，很开心今天能见到您本人，而且很开心今天能够第一个发出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没有完全地看完《看见》这本书，然后我想提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您还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就已经知道自己想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了吗？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我们还有很多的困惑，也许我们经历的不多，我们最大的一个困惑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柴静：抱歉，我记忆力不太好，如果超过一个问题我就记不太住了，所以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而且我建议大家最好每人一个问题，这样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来问。 

柴静：今天在座的有一位是我电台时期的同事，叫唐涤非（音）。然后我离开电台之后我们俩再也没有见过。刚才她给我发了个短信，她带着女儿来，来这里听讲座，说她女儿是个小粉丝。我来看看她的女儿多大了、什么样子。【找到了小朋友】 

柴静：当年我第一次看到她妈妈的时候，她妈妈是一个披着齐腰的长卷发，很波西米亚的一个人。所以，十多年……【唐迪非上台】 

唐涤非：柴静啊，我今天真的是一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流泪了。我真的没想到在十几年以后……其实我们当年都是在办公室一块儿的特别好的朋友，但是后来因为柴静离开了文广，我也离开了文广。后来呢，我们各奔东西，你往北走、我往南走。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柴静的进步……不是进步啊，是做的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但是我很少、几乎是没有跟柴静联系过，我觉得她身上的光芒太绚丽，我觉得我不应该去哪怕去偷一丝光芒，我更愿意在网络上，看她的视频，浏览她的博客等等，但是，今天我破了个例……今天我来的时候，我进不来（注：来听讲座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大门口里三层外三层，确实进不来。。。），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进来，不得已的情形下我就给柴静打了个电话，柴静给我回话了，我的女儿特别开心。因为在她的心目中，柴静是一个特别光芒四射的人。我今天特地把女儿带过来让柴静看一看，我并不想向柴静提问，我就是特别想把女儿带过来。因为当年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都是特别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我们都没有结婚，我们都没有家。柴静今天的私生活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但是我一直都在关注。【全场笑声、掌声】而且你在北京的发布会上，有读者、包括白岩松都在问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特别聪明、也特别特别坚定地用你的方式回复了她们，但你始终没有解答我心里的疑问啊。【全场笑声】我今天也不想来做这个人，来逼迫柴静违背自己的心愿来说些什么…… 

柴静：你就是想用你的方式来向我示范做妈妈怎么…… 

唐涤非：对对对，我就是想用我的方式来告诉你，柴静，我在祝福你什么。【全场掌声、笑声】 

柴静：涤非说这段话让我想起我当年在电台的时候，我走的时候也没有怎么跟大家告别，我走了我才知道其实当年好多同事也听我的节目，只是我们平常也不聊这事儿，大家就稀里哈啦就过去了。所以这就是当年做事儿的一个初衷吧。我们当年都挺穷的，可能唯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当年这工作，因为这工作当年有人呼之欲出，尤其是陌生人吧。那时候儿做电台，他们老写信给我说，把你当成另外一个自己，所以我也觉得大家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我知道迪非操心我，好多人也关心我，我只能说我还挺幸福的，谢谢，谢谢。【全场掌声】 

柴静：（回答第一个读者的问题）我一直都知道，我十八岁就知道我自己要干嘛了，就是我非要干不可，我特别想干传播，因为我上学挺早的，大概四岁，所以老比别的孩子就要小一辈，也矮、也笨、不聪明、也没有口舌之才，也没人带你玩儿，所以就比较静。寂寞的人呢，他总是希望交流的吧，所以我那时候听台湾电台，大概在十三四岁，听“敌台”。听“敌台”是我最大的安慰。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亚洲之声”，那些人我不认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用这么一个尊重人的方式跟我讲话，我就想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然后我也要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讲话。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去电台做了这份工作，一直到现在虽然我做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但这个初衷我到现在一直没有改，我就是想用人的方式来呈现人、来跟人交流，谢谢。【全场掌声】 

读者：柴静你好，我跟你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可能今天在这个场合里像我这样的人不多，我也是媒体人。其实从最早你的夜色温柔开始，到中央台，到现在，我一直都有在关注。其实我的问题很简单，我看过你最早的那一本《用我一辈子去忘记》，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那个印刷的版本。我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作为同一个年代出生的人，而且同是媒体人，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走到现在，我是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但是我想进一步知道，你的力量是从哪儿来，谢谢你。 

柴静：我在书里写过，陈虻当年找我进中央台的时候，第一句话问我说，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吗？我特别瞧不上中央电视台的人这么得瑟，【观众笑声】所以我就回了一句“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有过了”。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做传播来讲，很多因素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初衷，就是那个不要因为我们走的太远就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的那个初衷。在十三四岁听“敌台”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你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他带给你的那种亲切的感觉。其实我觉得那种亲切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想要去教化别人、你想要去改变世界，这是做不到的，这太狂妄了、也太傲慢了，用不着。所以我写这本书，我只想尽可能诚实地写我自己，如果有人在看的时候心有触动，有那么会心的一瞬间，就已经很好了。所以为什么我说看梵高那幅画的时候，我会很受教益。在十八世纪的那个法国农村里面，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中午干完活儿辛苦得不得了，然后就躺在这个麦子堆里面睡一个午觉，他画的就这一瞬间。你说这一瞬间有什么表达吗？其实没有。没什么庙堂之上的真理，没什么放之四海的标准，他画的就是人和人这一瞬间那种生命的质感。这个印象隔了一百年、两百年，它还会留在里面，你看到了就会觉得特别亲切，这就够了。所以，没有什么是不朽的，艺术本身也不是不朽的，去看看罗马斗兽场就知道了，石块也终将崩塌，刻在上面的名字也会烟消云散。不要有那种那么大的雄心，能留下一点点亲切的特质，让看到的人看到之后觉得说，诶，我也有一部分是这样的，那就已经很好了。谢谢，谢谢。 

读者：柴老师您好，今天非常荣幸能亲眼看见您，而且我也是山西的。您出这本新书的时候有一个宣传片，我看了不下十遍，其中有一句话我不是很理解。您在里面说了一句“如果我不去试图抵达独立这两个字之中的内涵，就不足以匹配这十年从我身上流过的人和事。”其实我在想，这十年的采访，让您学会怎么理解别人，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您经过这十年的采访，更希望去达到一个独立的境界。我还不太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希望您能解答，谢谢。 

柴静：我们那时候，陈虻审我们的片子，老有一些意见，甚至就直接把我们的片子毙了。我们就很不爽，就跟他抗议，说你限制我表达。他就说，限制你表达？请问你有思想吗？让你表达，你能表达什么呀？他每次问这个的时候，你就愣一下，真的，把我放在一孤岛上，给我一个本儿一支笔，你能写吗？能写出红楼梦么？够呛吧啊。因为你心灵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敲一下都有回声，你还想要自由么？所以就是胡适说的这个“独立更重要”。所谓的独立，就是说不要把责任推诿于外界，也不要把外界当成是一个比较和参照。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也有学习，我会拿各国记者的采访来模仿，这是必须经过的过程，你就从抄袭开始模仿、学习。然后你会有一个雄心说，我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记者，我也想改造世界。但到后面，就像卢安克说的说，你想影响别人的时候，你是影响不了的。别人知道了你的动机，他就不接受了。你想改造世界，如果他不接受，你能改造么？你会怎样？会失望吗？会放弃吗？所以人到最后就会像一个秤砣一样，回到自己的心里面，很沉很沉地把自己压住，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外界，说我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或者我在一个县城二流的中学上过学，或者我只能上一个专科学校，或者我只能在一个领导不喜欢我的环境里工作，这些都是对外界的推诿。所谓的独立就是，此时此刻此地的我，我是否有不足跟蒙昧，假如有，那我就要像那个叶子一样，拼了全身的力气我也要挣脱出来，从那个蜷缩当中，一点一点地舒展出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姿态。所以人不是要跟别人去比较，人是要完成。你把老天爷给你的局限用到最大处，等你完全张开的时候，你的生命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谢谢。 

读者：您好，我打了个草稿儿，看一下……【全场笑声】我怕我紧张。 

读者：您好像没有微博。作为媒体人，微博怎么样？或者说，微博也算不错了，您哪一点没看上他？【全场笑声】还是说您有微博小号儿？【全场笑声】谢谢。 

柴静：我确实有个小号。【全场“哦”】但就是看，然后不说。我也关注了不少人，因为你做新闻的话，当然要关注新闻啦。每天大家在议论什么，看在眼里还是必要的。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实名开呢，倒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微博你开你也得用心地做这件事儿，你不能敷衍、也不能特别功利，说我今天想传播一个节目，我赶紧开个微博吧，把我自己传播出去。你不能目的性太强，你必须尊重你这个平台它真正的传播是什么。那么我现在觉得说，一是没有这个精力来每天说那么多话，来和大家互动回应，但是不回应我内心里会觉得不安；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博客，那个博客可以满足我自己写的一个愿望。后来我发现，自从微博开了之后，我的博客越写越长。可能这是一个，就是阅读本身、或者你对人的了解本身，应该有一个从容的陈述，有一个酝酿。微博它逼着你是要尽快地发言，要有评论，甚至你要被裹挟、被绑架，都有可能，但是博客这个地方，滚热的感情你把它在心里面滚过两遍之后你再把它放放放放放凉了，然后它再自己发酵发酵你摁不住它、它顶出来了，把你这个塞子给顶掉了，啪，释放出来，这叫博客。所以我后来写的博客基本上就是五六千字以上。我会自己写一篇博客的时候，差不多要用三四天的时间。我在写人物或者读书笔记的时候，我希望至少用一周的时间来写。所以我没有接任何专栏，也就是这个意思，不喜欢有人给我一个时间限，你批量产生思想，或者是说为了稿费写作。我觉得读者就是最好的雇主，我写这个长文，我放在这儿，我舒服了。至于你们看不看，你们还愿不愿意阅读，我可以不感兴趣，那其实是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了。不知道我这个答复你是否满意，谢谢。 

读者：柴静姐您好，我是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您对工作的态度也是我们今后学习的一个榜样。那我现在有一个疑惑，如果要做一个好的新闻人，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听话”的精神啊？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独立思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您一下怎么看待现在高校里面对新闻的教育？ 

柴静：我觉得独立不是不听话，独立是只听真理的话。【掌声】 

柴静：高校的这个，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大概三年前收到过一封信，是一个大学的学报的创办者，一个学生写给我的。报纸的头版，是一张我的照片，标题叫“柴静给本院学生的十句话”。然后他附了一封手写的信说，柴静姐，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我就替你写了这封信。【全场笑声】希望你喜欢。【全场笑声】 

柴静：我那天正好有点儿时间，我看他是学新闻的，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我说，你看胡适他们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开篇词说过一句话，意思是讲什么是中国的记者，就像《论语》当中的一句表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咱们别撒谎，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这是一个做新闻的基本态度。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他的回信，他说，谢谢您的意见。不过我们老师说了，那样做新闻的话会很辛苦。另外，上次登了您的话之后，我们得了二百块钱的稿费，去吃了一个火锅以示庆祝。【全场笑声】 

柴静：我正好又给他回了一封信。还是（化用）《论语》当中一句话，就那一句话我写给了他，“凡执事不敬者，必败亡。”（整理者注：查了一下，论语中只有一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不能用敬重的态度去对待它的话，这件事情是一定做不下去，一定会衰亡的。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回信。谢谢。 

读者：柴姑娘你好。【全场笑声】是啊，感觉好酸哈。 

读者：我问的一个问题是，您刚讲到托尔斯泰对您采访的一些影响。我曾经也是一个志向于媒体行业的学生，当然现在不是了。我问的是我对于记者的一个疑惑，背景我举一个例子。南方报系有一个叫周小韵（音）的记者，他最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都一直在批判华山商会吴主席这件事情，可能您也在微博上有多多少少接触过。同时也有经济学家出来说，这位记者可能是因为不懂一些经济学知识而导致批判错误。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记者有可能是看见，也有可能是看错，看错之后再奔跑呼告，这样子其实也对当事人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响。当一个记者有看见的可能，也有看错的可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去限制记者这样本身的一种看错，怎么去弥补看错后的影响？同时作为记者本身，你怎么防止自己看错，谢谢。 

柴静：谢谢。具体的案例我就不加评论了，因为我没有报道此事，所以我觉得做任何结论性意见可能都是不公正的，我只是抽象地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来说我的原则。 

柴静：新闻报道中的偏见或者谬误，在任何意识形态、在任何新闻机构当中都存在，没有任何一家能够规避，这也是我们这个职业为什么需要专业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在书里面写到过丹•拉瑟的新闻际遇给我的感慨是非常深的，因为在电视主播当中他曾经给过我一个蛮深的影响，就是他的评论说，电视的魅力就在于戏剧化的瞬间。我也曾经追求过戏剧化，追求过采访当中那种交锋、刀光四射、火光四溅的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那样场合你会觉得很迷人，你的肾上腺素会分泌，人们在战斗或者攻击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快感。但是后来丹•拉瑟在将近七十岁的时候，离开他在CBS工作了将近24年的新闻主播（的职位），就是因为他自己在关于小布什这个服兵役的事情上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报道，因为他出道的时候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而出名，后来又跟老布什采访的时候，几乎演变为纸上揪斗，所以那种战斗的快感对成为一个新闻人会成为一种极大的诱惑。他说他自己对于诠释人物有一种好斗的倾向，也是同样这样的这样一个倾向让一位非常优秀的新闻前辈在已近暮年，将要成功隐退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中有一句话我看了之后身上汗毛直竖。我原来想过，他也是一个主持人，我也是一个主持人，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是丹•拉瑟辞职？你既然有审片人、制片人、主编，但为什么是他，这样公平吗？但是美国的同行说了一句话，说如果这条新闻得奖，得奖的也是你丹•拉瑟。所以这就是一个人你身上的责任，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到现在都只能提醒我自己，对待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站在一个立场上，不能定义某一方强某一方弱、某一方黑某一方白，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非常复杂的状态，那么你应该如何处理，我觉得是事件当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存在偏见，因为自己立场或者利益的左右。你要做的是，让这些偏见之间互相殴斗、相互博弈，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使它们达到平衡。所以没有真相，但是有通往真相的一个探寻。谢谢。 

读者：柴老师你好，我不想谈关于新闻（的事），我想谈关于你这本看见的出版。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简短的故事。在美国哥伦比亚的一个深山里，有一个邮递员，他在临死之前在遗书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了魔鬼“，然后他就死去了。于是这个遗书就留在他死去的那间屋子里，过了几年有一些在深山迷路的旅客在这个屋子里面发现了这张遗书，于是他们就把他们看到的觉得非常深奥的这句话，把这份遗书，通过他们自身的力量散播出去。于是在越来越广的范围，人们看到了这句话。结果很多人在写信的时候都在信纸里面附上了这句话。有一个人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个人在遗书中的这样一句话，变成了他人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陈词滥调，或者成为他人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曲解。那么，他原先的这句遗嘱变成了迫使他人进行长久凝视的文字，我想这也是出版它（自身）的一个后果之一。那么您对于您的《看见》这本书，对于它出版的一个后果，您是否有过一个思考，您自己进行思考的这些文字当被出版出来的时候，您是否想到过读者对它的一种意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它的后果与你自己所想要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之间有了一个鸿沟的话，你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状态的？谢谢。 

柴静：其实对于人来说，真正属于精神世界的规律就那么两条，它并不多也不复杂，古往今来有智慧的人，他们说的无非也就是那几句话。但他们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些言辞会在传播中失去它本身的力量，因为精神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所以用不着去顾虑个人和自己的形象，而在于你所做的事情当中是否蕴含了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像我采访卢安克的时候，他说的这些话，我记录下来了，我未必能够完全领会，我领会的未必也都是他的原意，但是不要紧。我们知道的多少、理解的多少，最重要的是我们实践的多少。就像我常说像胡适这样的学者一样，很多人会惋惜他在学术上的建树，往往被他对大众文化传播的热情给销毁熄灭了。但是我恰恰觉得他带给我的感染吧，就是因为他一生当中所说的那些道理无非就那么几条，你要真独立，凡是你要拿证据来，你不要拿别人的脑子当（自己的）脑子。他终身实践了这句话，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这本书当中没有写什么深奥的道理，它写的恰恰是人人可为的一些常识，而我因为自己的笨拙，或者因为我的蒙昧，我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才多少有一点体会，我是把我试图去接近这些道理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障碍以及想要破解的挣扎呈献给大家，让每一个人在通往这个路上的时候知道自己并不那么孤独罢了。谢谢。 

读者：我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开始因为书里面说做新闻要有新闻客观性，记者要跟自己报道的人和事要有疏离感。您在书里面说您一开始保持了一种冷酷的感觉，而后来您在书里面又说您投入了这个事件，让它们呈现本来的面目，让那些偏见和意见互相攻击，这样又呈现出另外一种您认为的客观的现状。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样把握住这样一种冷酷和投入，这种投入您是投入了多少，才能够保证最后得出一个客观的结果？谢谢。 

柴静：我觉得到有一天不用去思考这个结果的时候反而可以得出一个准确的反映吧。一个人在思考很多概念的时候，往往是想做而做不到的。但你放下这个思考去感受的时候，往往可以做到你想做到而做不到的事。所以，在一个阶段，我会就像赛马一样，在初期的时候你要学会训练马匹，你可能需要残酷滴训练它，让它学会听懂你的律令、服从你的意志。到后面一个阶段的时候，你需要学会跟它相处，尊重它，感受它，与它建立信任。到了真正你们俩要去参加一次重要决赛的时候，你要跨越那个栏杆和障碍的时候，你反而不可以去刻意地勒住它，你也不能鞭策它，你只能跟它商量一下，就是在我们出发前说“哥们儿，咱俩都不容易，今天我们要跨栏了，我都交给你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在那个地方，在跨的时候你要小心点。那咱们俩就一块儿走吧。”我觉得那样的时候，也许可以说是做到了吧。谢谢。 

读者：您好，我是学人类学的。（整理者注：人类学Orz，一定是中大来的孩子。。。这时候全场都在议论他这个神奇的专业。。。）我想问，您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您所遵从的那种人文关怀是什么？就是那种道德底线，比如说现在人类学到现在什么后现代主义，什么悖论（整理者注：专业名词过多我也听不懂了），各种批判，感觉像那种文化人类学对于就是一地鸡毛就去捡起来。我想问你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记者，你自己的底线啊，或者是那种道德的依附标准是什么。谢谢。 

柴静：抱歉，我真的没有听太懂。【观众笑声】可能我学术书籍看得少，对这些术语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就想起，那时候六哥，在讲话的时候，大家在生活里聊天儿哈，我也问很多这种比较宏观的问题，然后六哥总是提醒我说，柴姑娘，不要总是问这种大哉问啊，上帝存在吗？或者，人生有什么意义？其实是很难回答的，除了释迦牟尼之外蛮难有人会回答的。他（六哥）就说你越具体越好，越平实越好。所以我自己的采访当中会比较注意一点，尽量问对方比较具体的问题，越简单越愚蠢越像孩子一样去提问的时候，反而比较容易地去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好，谢谢。 

读者：我是来自山西朔州的，我是那个《天下山西煤人》驻广州的记者。（整理者注：我没有去考证这家媒体到底叫什么名字，就按照听到的直接记录了。）【2013/1/5修改：经豆友指正，应该是《山西天下名人》】我跟我爱人结婚，是因为你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吧，今天我的爱人也来到了现场。我给你发过一封邮件，我的小女儿已经九个多月啦，可能你很快就会收到（邮件）了，应该是收到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今天来这么多人啊，我一般是不提问的，真的。【观众笑声】 

柴静：【笑着插话】你夫人在旁边儿已经乐不可支了。 

读者：就是说今天大家来这么多人，包括外面可能还有。我觉得包括我们（我和太太）的结合，包括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我有几个关键词吧，简短一点。【观众笑声，有观众评论：自己开始做演讲了……】精神、力量、坚持，你怎么看？谢谢。【观众议论声】 

柴静：如果因为我的存在还能促成这样一对美满的姻缘，真是一件喜事啊，祝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孩子。【观众掌声】谢谢。 

柴静：精神和力量，还有坚持……精神，我想是比较准确的。我们在一起，我是共同认识这个世界吧，把我们心里面可能已经感觉到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有一个人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特别有默契跟共鸣，所以这就是我们相互依存的一个原因。力量，我觉得也对。有的时候善本身是一件蛮柔弱的事情，看上去它什么都征服不了，什么也破坏不了，但是回过头来说什么都驾驭不了，还有它的一种势能。这个势能就来自于说，它是这个世界的一种必然性，嗯。至于坚持这个词，我稍稍有点保留，就像我站在台上，如果跟我说让我坚持一个小时，我立马十分钟我就垮了，因为人就是受不了这个坚持的暗示。告诉你说，你必须保持这个姿态啊，那你是坚持不下来的。但我自己其实为了我的乐趣，从你手里拿那本书开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对，我一直像那个在游戏厅里面彻夜打游戏的小孩儿一样，他从来不觉得累，他还觉得有人给他发工资让他玩儿，他充满一种陶然的乐趣，而且还有这么多玩伴一起游戏，世间快乐莫过于此。谢谢。 

读者：柴静姐，非常高兴能见到您。我也是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的学生，我也是跟您一样，很早的时候就决定要（走）传播这条路，高中毕业的时候马上就选了这个专业。我这些年吧，也是接触过电视台，我自己也去社会上做过各种各样的调查和片子。我一直知道您，但是唯一一次让我受到特别大的震撼，是《看见》那个节目，是我们老师在课上播了一条您的片子，那个片子播的是关于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电击……对对对，就是网瘾少年那个。然后老师就让我们做思考，非常巧的是，我就是临沂人。我受到非常大的感触就是在那条片子，我从来不了解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非常想知道的一点，也是我今天来到这儿的原因，就是我想知道，当面对那么多的孩子，他们受到心灵或身体上的伤害，或者我们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大家的感情倾向非常的严重，我们所有的人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感情都是一边倒的。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么样保持这样一种客观的心态，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调查？我不想听大道理或者一些新闻原则，我只想知道您的心理状态，您心里是怎么想的，您怎么面对这种题材。谢谢。 

柴静：其实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做过好几期网瘾的节目了，但坦率的说，那个时候我会像她（读者）一样，完全地站在孩子的这边，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孩子，刚刚还在青春期没有脱离，我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满意，我会通过我的节目来表达，甚至通过节目来抱怨，会的，会的。所以我才会在这本书当中写了药家鑫那一章。药家鑫也是网瘾的（少年），假如那个时候他被关在地下室，假如他父亲就是临沂这家医院（的人）的话，他也是有可能会被送进去的。但是我做的时候，其实是他已经被执行死刑之后，我采访他的父亲。你知道人生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我也采访了张妙的父母，那种失去孩子的痛苦，是无法安慰的。但是采访药家的时候，除了这种痛苦，他们还附加了另外一种愤怒，特别残忍的、惩罚性的愤怒，就是悔恨。它需要在两个人睡不着的夜里面去想，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才会让孩子走上这条道路。那场反思真是血肉模糊的反思，它里面有血的教训，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父亲的心理过程当中，来看到这个血肉模糊的心灵。但你看到他的时候，你那种青春期的控诉减弱了一些，是因为你也体会到这个父亲的难受和无奈。同时他本人（药家鑫）也是千百年来这个因果链条上的一环，他在那样一个家庭长大，然后他在集体的兵营当中接受训练。除了这个模式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情感模式。所以别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亲密无间的家庭里头，其实很多时候人和人都像栽在水泥桩子里面。我们不是四五个人一起生活，我们是四五根水泥柱一起生活。我们僵化到我们都没有办法转脸劝对方，我们对对方都只有一个意念，就是“你等着瞧吧，等你将来犯错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对了，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你还不这么做。”一个家庭是一个社会的最小的一个单元，我们在这里究竟能成为一个民主、会妥协、能够尊重别人的人，还是一个只懂得强横、专制、去命令别人的人？我们是从哪里长出来的？父母也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那么从哪儿去解除？这也是我所说的独立，回到我们心灵内部当中来，让我们自己先从这个水泥柱当中剥离出来，变成人，用人的眼光看别人，用人的眼光把他放在你的心里面，把他捂热，把僵冻的泥土给他剥掉，看到他也有他的无奈和困境，你就理解了他。所谓的宽厚无非是如此，起码要让这个因果链条在我这一环要断掉，不要再让他延续下去了。而我们的内心原本是有这样的空间可为的，当人人如此的时候，我们期待的那个美好新世界才有可能降临。谢谢。 

【全场掌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