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朝而言，安史之乱无疑是场打断脊梁的重创。从此之后，盛唐时代中央权威如日中天、烈火烹油的繁华景象一去不复返，代之以四分五裂的藩镇格局版图，那些普遍信奉“兵强马壮者即为天子”的藩镇大佬们稍有不如意，便会举兵向阙。
在安史之乱的起家地，中央政府只能采取绥靖策略，分封节度使，终唐之世，河北三镇犹如断线纸鸢般放飞自我，桀骜难驯，边河不宁。
自然，盛唐从巅峰跌落深渊，最高领导人唐玄宗必须要为这段历史负主要责任。
坐在皇帝的位子上，就已注定，既有权力享受太平时九州四海的歌功颂德，又有责任承担乱世中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唾弃责骂，没有这个觉悟，只能在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隋炀帝杨广便是前车之鉴，一番折腾后，十八路反王闹得烟尘滚滚，他却躲在江都彻底躺平，自然被历史无情抛弃。
与之相比，唐玄宗无疑要幸运太多，安史之乱后，他没有放权太子调动西部军区的力量，而是抛弃长安，最终引发马嵬坡的政变，但是，他却能在政变中，以一种极其理性、克制、隐忍的政治态度迅速做出“丢卒保车”的决定，从而全身而退。
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我们尽可以怒斥唐玄宗的无情无义，说好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都不算数了，但作为政治生物，这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丢了美人，还能继续延续生命，丢了江山，美人和自己的命都没了，孰轻孰重，毋庸多言。
从马嵬坡现场的考验以及随后转进蜀中处理危机的方式来看，即便如此高龄，李隆基依然头脑清楚，思维敏捷，绝难称得上是昏庸之主。
可以说，唐玄宗的所有选择都是历史情境的一种理性反应。从背景来看，他是继唐太宗之后又一位通过玄武门之变成功上位的皇帝，血腥残酷的天家大位之争让其早早领悟了权力斗争的本质，随着年月增长，他越发担忧储君有样学样，也会逼自己提前退休，尤其是经历“一日杀三王”事变后，唐玄宗对安全感更是有一种病态的追求。
在人性自私基因的本能驱动下，他费煞苦心的构建出一套稳定、安全的权力格局，即宰相掌握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太子交结西部军区的军事头脑，安禄山控制东部军区的行政、军事、经济一切力量。
玄宗自信的认为，他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足以让自己从繁重的国务中解脱出来，是时候享受晚年美好的人生，天宝三载，改年为载的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
厌政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皇帝开始向往先君们的战功，在边区设立九大节度使，赋予前线指挥官更多权力，以便将大唐旗帜插向四方，所谓“武皇开边意未已”，正是这种冲天豪情的生动刻画。
令人担忧的是，当皇帝膨胀到不在意管小民死活而又迷恋开疆拓土建立伟业丰功后，国家局势必然会导致一些汲汲于功业的人轻易挑起边衅，军事贵族野心勃勃，不可避免要争夺政治舞台的前排座次。
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的政治风云就在唐玄宗的搅弄下变得越发扑朔迷离，太子、宰相、边将三股主要政治势力互不对付，暗中较劲，在李隆基的设想里，最终归宿都必须落脚于保证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稳定和生命安全。
中年太子愁白了头发
唐玄宗一朝共有两位太子。
第一位是李瑛，面对皇帝的刻意打压，他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与两位交好的皇弟鄂王、光王在背后说些怨气冲天的话。结果，被垂涎太子大位的武惠妃算计，兄弟三人同时遭难，史称“一日杀三王”。
第二位是李亨，他亲眼目睹兄长下场，整日忧谗畏讥，活得非常辛苦，以至于年纪轻轻，就已鬓生华发。在玄宗的授意下，宰相李林甫不断进逼，李亨不断与妻妾、故友切割，种种冷血绝情之径，不过是想在夹缝中求个生路。
宰相的定位就是与太子为敌
作为最高主宰，玄宗在限制太子权力上不便于出手，所以，他必须找一个肯背黑锅的手套，而且这个人还能帮他打理日常琐碎的行政事务，以便玄宗能够腾出精力来憧憬星辰大海。
最终，他找到了李林甫。
李林甫是是官场中那种完全执行上司命令不打折扣的行动派官僚，没有张九龄的诗情画意与文人风骨，有着只是历史上不太好听的“口蜜腹剑”，又腹黑，又可怕。
为了滔天权势，李林甫必须英勇的站在太子的反面，他固然清楚太子代表着大唐帝国的明天，也明白做人留一线日后好想见的生存法则，甚至，他的儿子也劝老爹：“父亲久居相位，怨仇满天下，一旦大祸临头，恐怕想跟这个苦力一样都不可得。”
奈何，李林甫早已没有退路，他只能孤注一掷的炮制冤案，寄希望整倒太子，借拥立的不世之功活到明天，唐书说他“恐异日为己祸，常有动摇东宫之志”。
于是，李林甫炮制了“天宝三大案”，第一个是韦坚与皇甫惟明案，扯掉了太子小舅子与陇右、河西节度使两大羽翼；第二个是杜有邻与柳勣案，第三个是王忠嗣案，这位太子的发小因为不忍“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拒绝皇帝攻打石堡城的命令，遭遇重创。
好在，这一切都在唐玄宗的理性下划上句号，太子可以受伤，但绝不能死。
李林甫死后，玄宗又找来杨国忠当代理人。杨国忠并没有将太子当做主要目标，而是选择与另一红人安禄山死磕，他反复告密，安禄山尾大不掉，将要造反，最终，在他的主导下，安禄山终于走上绝路。
边将唯皇帝之命是从
在造反之前，安禄山是唐玄宗最为倚重与信任的军事力量，而且，玄宗也非常自信，以安禄山河北一隅力量，根本无法与富庶安定的天下争锋。
站在后世角度来看，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这是唐玄宗的决策失误，但是，安禄山并非第一个享受这样待遇的节度使，在他之前，王忠嗣一人身领四镇节度使，成为当时大唐军界第一号人物，“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势力甚至超越了数年之后的安禄山。
当然，王忠嗣没有造反，其他胡人节度使也没有反叛之心。
唯独安禄山，选择了这一条不归路，很大程度上，这是皇帝的过分宠信与宰相的步步紧逼酿造的苦果。
其实，安禄山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定位，他在进京之初，就明确表示自己只效忠皇帝一人，甚至说出不知道太子这样的话，他与杨国忠也不对付，两个人彼此较劲，杨国忠成天打报告诋毁安禄山，搞得关系很僵。
按照玄宗的规划，“云在青天水在瓶”，三方势力安守本分，但谁承想，宰相李林甫为了杜绝边将威胁自己的权力，掐断了边将出将入相的政治上升渠道，杨国忠又为了一己之私，将安禄山逼入死胡同，天天盼着安禄山造反以验证自己预言的准确，边将安禄山在仕进无望的情况下，最终越过雷池，至于太子，更是在随后的马嵬坡之变中，将杨国忠斩杀，与父皇分道扬镳，跑到灵武另立中央。
自此，唐玄宗苦心构建的权力格局全盘崩塌。
主战派与投降派
正如太宗皇帝所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国家太平时，谁都能喊几句忠诚口号，嘴甜的人，永远比别人爬的更快一步，但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真正挑起大梁的却往往是一些边缘的失意人。
公元754年，渔阳鼙鼓滚滚而来，开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华夏大地再次迎来动乱，在这场为期八年的战争中，有铁骨铮铮的主战派，也有骨头软弱的投降派。
主战派有个典型，他叫颜杲卿，本来只是个地厅级干部，却以一己之力在安禄山的大本营搞起敌后武装斗争，最终，被俘虏后，舌头被割得血肉淋漓，也要喊出了对大唐的誓死忠诚。
投降派也有个典型，叫做哥舒翰，这位老将纵横边塞数十年，在大唐帝国政治殿堂最前排就坐，享受国家最顶级的政治待遇，被俘后不知怎地一时糊涂，当了唐奸，一世英名付之东流。
自此之后，但凡有战争，就会有两派的存在，吊诡的是，历史总是在不断循环。
为何唐肃宗拒绝听从李泌的大战略
在作家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中，靖安司司丞李泌无疑是一个天才，他与张小敬联手捉狼，破局，最终将长安从一场恐怖袭击中拯救出来。
历史上，真实的李泌更加厉害，这是一个对人性、对政治、乃至对天下大势都有极其深刻见解的顶尖哲人，他以修道之身跻于东宫运筹帷幄，真正做到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赶到灵武辅佐肃宗，为李亨制定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简单而言，便是动用两只钳子，一只钳住安禄山的老家范阳，另一只钳住长安，保持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通道，来回击打，令叛军两头奔命。
然而，唐肃宗这一次却没有听从，理由也很简单，收复两京，才能迎回太上皇，自己另立中央的举动才会在历史上找到合法性。
李泌知道，这是政治，军事上的最优解并不是唐肃宗关注的优先级。
读史至此，总是令人唏嘘。
唐肃宗最终收回长安，但是，长安已经不再是那个令人神往的长安，巨大动乱之后，只留下一地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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