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29 10:36:00

环境教育杂志

作者：崔维敏

王久良，自由摄影师，纪录片《垃圾围城》和《塑料王国》的作者。2008年开始，他将镜头对准了垃圾。2010年，他拍摄完成了纪录片《垃圾围城》。之后，从2011年开始，王久良又将镜头对准了外国塑料垃圾在中国的处理情况，拍摄了纪录片《塑料王国》。

是什么原因让王久良与人们最不愿意谈论的垃圾产生了不解之缘?他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什么样的见闻和感受?为此，记者对王久良进行了专访。

《垃圾围城》——一个不为关注的事实

   2007年6月，王久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摄影专业。毕业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都在山东安丘的田间地头进行拍摄。

   山东安丘是王久良长大的地方。长大之后，由于学业和工作的原因，很少有时间回家的他，对家乡的记忆都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水草、鱼、蛙等动植物。而现在，王久良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场景——一池死水，散发着各种刺鼻的臭味。村前村后、池塘边、小河边，到处都是垃圾。特别是废弃的地膜被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随风刮得到处都是。

   王久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尤其是对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家乡的现状促使他将目光关注到垃圾上。

   回到北京后，王久良选择了在北京寻找垃圾的踪迹。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从楼下的垃圾桶开始追踪。顺着垃圾的运输路线，王久良来到了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毫不夸张地说，在距离垃圾填埋场1公里的地方，他已经闻到了刺鼻的气味。那是一个堆得非常高、非常大的垃圾山。而这个垃圾填满场距离王久良当时住的地方只有7公里。

   “这是朝阳区的一个垃圾场，朝阳区还有别的吗?其他区的垃圾场呢?”王久良通过前期的案头工作了解到，不算密云、延庆、平谷，官方公布的北京周边一共有11座大型垃圾填埋场。他挨个去到了这11座垃圾填埋场，每一个垃圾填埋场就是一个巨大的、荒诞的景观。在北神树垃圾填埋场，远远看去，是一座绿色的大山，很漂亮，但是一靠近，就会闻到呛人的气味。“而当时紧挨着北神树填埋场的是星海钢琴厂。而且北神树就在亦庄开发区的附近，那边全是大型的工厂。一边是工厂的生产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一边是城市消费所抛弃的垃圾，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场景!”

   “这是官方公布的垃圾填埋场的真实数据。还有没有不是官方的野垃圾场呢?它们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王久良的疑惑越来越多。

   王久良骑着摩托车沿温榆河走，果然看到一个野垃圾场。“胡乱堆砌而成的垃圾山就露天堆着。那个时候是10月份，苍蝇很多，直往脸上撞，赶都赶不走。站在那里不动，裤子很快就是黑压压的一片。”

   王久良继续骑着摩托车寻找那些没有相关部门管理的野垃圾场，找到后就在交通地图上做好标记，最终发现有超过500座野垃圾场存在于北京城市的周边。“当我看到如此多的垃圾堆裸露着存在于城市周边的时候，我最大的困惑是，如此多的垃圾存在对我们的周边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怎样的?”

   有一次，在东六环的一个垃圾场，王久良正在拍摄垃圾焚烧的场景，天空浓烟弥漫。突然从垃圾场入口，“哗”地涌了进来将近200只绵羊。“它们从垃圾里寻找那些果皮菜叶子，还有肯德基的薯片。羊吃垃圾，然后人再吃羊。靠垃圾为食的羊很容易生病，牧羊人就经常给羊打抗生素。最怕的就是羊吃了塑料，塑料会累积在羊的胃中，排不出去也消化不了。牧羊人通常选择把羊杀了卖出去。”王久良说，“垃圾长年累月地对大气、土地和水资源造成了污染。表面上我们把垃圾抛得很远，但其实上，垃圾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封不动地渗透进我们身体内。”

   “当我们不去关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但当我们去关心的时候，我们探究的越多，得到的可能也不是答案，而是更多的疑惑。”王久良遇到的场景不断地在冲击着他的心灵，也冲击着他之前对事物的看法。这完全是王久良之前不可能想象到的一个现实。他决定抛开艺术家的范儿，以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努力把事实通过自己的镜头传达给这个社会。

   2008年10月到2010年10月历时两年时间，王久良行走将近1.5万公里，走过了将近500座垃圾场，拍摄了1万多张照片，最终把整个北京被垃圾场包围的态势呈现在人们面前。“将每个垃圾场在地图上用点标注，可以明确地发现，北京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垃圾包围的城市。而垃圾环带主要分布在五环和六环之间，离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远。”

   纪录片《垃圾围城》在2011年6月全部完成。开始是在一些大学以及专业沙龙上放映，后来又拿到网络上播放，最后被送到国际电影节放映以及国外大学和机构收藏。

   随着媒体的传播，《垃圾围城》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轰动，最终促使北京市政府在2010年计划投资100亿元治理北京周边的垃圾场。在后续的回访中，王久良发现，绝大多数的垃圾场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原来堆积如山的垃圾场不见了。他向记者举例说：“比如以前这里是垃圾场，现在就是先把所有的垃圾挖出来，铺上防渗膜，周边立一个像篮球场一样大的分选机，通过风选，把不可降解的塑料膜吹出来。塑料膜进入垃圾焚烧厂，然后大块的垃圾进行消毒、回填，再覆膜，再绿化。这是标准的处理模式。”

   “作为一个摄影人，自己的摄影创作能够参与到社会改良中去，那是一种莫大的自豪。”王久良说。

《塑料王国》—— 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

垃圾场打工者的子女

   2011年4月，王久良第一次去美国。在当地一家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帮助下，王久良参观了一家位于奥克兰城市的垃圾处理厂。在参观的过程中，王久良从一名接待主管口中得知，美国的许多运输成本低的垃圾——废旧塑料经过初步筛选之后，第一时间装入集装箱运向了中国。这再一次触动了王久良的神经。

   王久良一回到中国，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探究国外的废旧塑料进到中国的情况。他的第一站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塑料加工基地——河北省文安县。那里的情形再一次触动了他。几十个村庄，成百上千的家庭式小作坊，随处可见的废塑料，污水横流，乌烟瘴气。通过废塑料上的文字，可以分辨出它们来自哪个国家。这些废塑料不仅来自美国，还有英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发达国家。“那里就像是一个垃圾联合国，中国成了世界的垃圾场。”王久良这次想探究废旧塑料回收的真相，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废旧回收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垃圾回收在普通大众的眼里是一个美好的事情，节约资源、减少了环境污染，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王久良选择了河北和山东两个主要处理进口废旧塑料的地方，开始了《塑料王国》的拍摄工作。

   废旧塑料进入中国的第一步是分拣。为了节约成本，在王久良拍摄过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分拣都是人工分拣。进入到中国的废旧塑料是非常复杂的，材质也是千变万化，其中夹杂着各种废旧纤维、腐烂食品、金属、纸张等。这些废旧塑料在出口前根本没有进行严格的分拣和消毒处理。很多从事垃圾分拣的工人告诉王久良，什么东西都能看到，手表、钱，甚至是危险固废，很多人还因此而受伤。在拍摄过程中，让王久良更为触目惊心的是，“见过太多的小孩从垃圾中捡到那些医用针管以后，直接拿过来当玩具玩。还发现在一个院子里，堆满了来自日本的医疗垃圾，有输液的袋子、管子、针头等，而医疗垃圾是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

   废旧塑料分拣后，是粉碎和水洗。水洗的过程又是粗放式开采地下水、排放污水。所以，无论是河北还是山东，都是污水横流。只要有河流、有池塘的地方，都已经被污水注满了。随着长时间的积累，地下水也被污染。无论是河北还是山东，在王久良走过的地方，地下水几乎都不能饮用。方圆几十个村庄，几万的人口，全是买水喝。在山东一个贫穷的村庄，王久良碰见一位老太太，“她一个月要花15块钱买水，遇见我的那天她买了两桶水一共是4块钱，而4块钱她也是赊账的。”

   水洗完之后，是造粒。造粒就是把塑料加热熔化，然后拉成像面条这样的，再切成小颗粒。这也就是最终的产品——再生塑料颗粒。整个加热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王久良发现，“当2000多家小作坊同时开工的时候，整个区域，就像人间地狱一般。很多从事这个行业人的孩子，但凡有点条件的就送到外地去上学;嫁出去的女儿一般不回娘家，外地亲戚来也是住旅馆。这就是典型的废旧塑料回收产业对当地人民生活的影响。”

   这只是废旧塑料加工处理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垃圾都可以回收的，被扔掉的垃圾会再次成为《垃圾围城》中的场景。

   王久良告诉记者，这样的产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在调研期间，王久良会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村是癌症高发村，那个乡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地。甚至在一个村子里，当王久良询问一名妇女村里人患病情况时，这位妇女告诉他，“你不要问谁患病了，你应该问谁还没患病。”

那么，为什么国外的废旧塑料会出口到中国来?

   王久良告诉记者，一个是因为中国环境的准入门槛低。2012年，他专门到日本了解垃圾回收。王久良在东京都参观了一家名叫户部株式会社的垃圾回收公司。在他们的工厂，处理的废旧塑料都是经过了严格的分类和消毒处理的。可以发现废旧塑料从工厂的一端进去，另一端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塑料颗粒成品了，整个处理过程没有烟、气排放。这家公司的废旧塑料都是免费从政府那里取得的，而且每处理一吨塑料，企业将获得政府补贴2万日元。最后回收制成的再生塑料颗粒，企业可以作为商品再次出售。对于这样的一家工厂，运营最大的成本是在环境保护上的投资。因此，在日本废旧塑料回收的成本相当高。“相比于日本，我们中国家庭式小作坊的废旧塑料回收的环境保护成本几乎为零。”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廉价商品国，有旺盛的原材料需求。再生料比原生料要便宜得多，这就促生了我国巨大的再生料市场。而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观，又让中国人忽略了环境问题。

   “在中国，这也是一个很荒诞的场景。一边是世界的工厂，为世界生产着商品;另一边是世界的垃圾场，回收着世界产生的垃圾。”王久良哭笑不得地说。

   从2011年开始，纪录片《塑料王国》的工作已经历时超过4年。期间，王久良走访了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等6处比较集中的大型废旧塑料加工基地，采访了成百上千与这个产业息息相关的人。目前，《塑料王国》的前期工作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后期处理，预计在2016年年初全部完成。首映选择在2016年1月美国的圣丹斯电影节。

   王久良告诉记者，《垃圾围城》关注的是北京周边的垃圾污染状况，而《塑料王国》呈现的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塑料垃圾在中国处理的情况。《垃圾围城》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使得北京周边的垃圾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王久良希望通过《塑料王国》，再次唤醒人们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废旧塑料在中国处理情况的关注。

   王久良告诉记者：“任何一个只要不是麻木不仁的中国人，了解到这个事情真相后，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也许对于一些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我们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观点，但是毋庸置疑，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清洁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