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煊墨
我读书少，在读书多的博士面前，常常是虚弱的。一次和朋友吃饭，聊起有过多少肌肤之亲的异性这个话题——男人们也就只有这点爱好了。我只能说我的是个位数，我以为这样模糊的高明回答能避免尴尬，但毫无疑问引起了众人的嘲弄——他们甚至都不追问这个数字是1还是9。在他们面前，我是虚弱的。
我常常陷入这种虚弱的境地中，比如面对领导。领导肯定是高明的，不然他怎么可能当上领导呢？越高级别的领导，越是高明。这也是有证据的。比方说，乡长总说县长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县长也如此评价市长，市长也向省长表达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省长比市长高明，市长比县长高明，县长比乡长高明，于是省长比所有人都高明”的简单数学逻辑推理，连小学生都不会否认。这个逻辑再简单推导一下，就是当上领导的人都很高明。
这一点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我和我妈去买菜，我要花八块钱买一棵标注“有机”标签的白菜，种了几十年菜的老太太跳起脚来，赌咒发誓地说，这就是一棵洗干净、泡饱了水、穿了个保鲜膜的普通大白菜。一棵菜好不好，打没打药，这种事情我还是相信老太太的眼光。
我工作的单位，有很多博士，而且越来越多，你要是个本科，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有一次和一个生物博士老乡吃饭，他说他的好多博士同学都去做官了。做官这个词语是用得很恰当的。现在好多地方政府很喜欢博士，特别是穷地方，博士给副县级待遇，好多还担任副县长这种重要的岗位。在地方，是很大的官了，算是真正做官了，和那种本科毕业科员起步的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博士做官和做官的博士，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在学校里一直读到博士，毕业了直接做官，靠的是书本知识的积累。做官了再去弄博士的，靠的是社会资源的积累。做官是书本知识更重要，还是社会资源更重要？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对大家智商的侮辱。
一个朋友想找个报社实习，我托人联系了一个地方报社，地方报社说，他们只要211的。这我是能理解的。二十多年前，过完年我妈带我到集市上买猪崽。猪场上的猪崽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白花花的一片，怎么判断哪个猪崽是健康的、基因优良的呢？我看见卖猪崽的人，在猪栏前放了一个五六十厘米高的跨栏，你要看上哪个猪，猪贩子用一个类似套马的玩意把猪崽拖到跨栏前，往猪崽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鞭子，猪吃痛了，嗷嗷叫往前跨栏，跨过去的，就算是基本合格了。这算是个猪崽考试。
这种方法很粗糙。那些成功跨栏的猪，有的可能只是因为痛得太厉害，蹦得就高；也可能是平时练习比较多，跨栏时状态比较好，又甚至可能是开春发情，荷尔蒙激素含量比较高。那些没跨过去的猪，当然也可能是当时状态不佳，当天拉肚子，胃口不好没吃好，心情不好不想跨，如此等等。
总之，一个猪健康不健康、基因好不好，评价标准太繁杂了，养猪的农民也不可能弄个计量模型来选猪，能搞出计量模型的，也就不会做养猪的农民了。只能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了。
猪场上也有一种人，专门帮人看猪。农民花两三块钱，他们就帮农民选猪。他们有经验，算是认证猪是否健康的权威人士了。后来，这些人也学坏了，和猪贩子联合，骗农民买病猪。再后来，人们就不再相信这些权威人士了。
这么看来，用跨栏来评价猪崽，比光凭博士这个头衔来评价人，更科学，也更合理，你哪里知道他是怎么弄到这个博士名头的呢？毕竟方鸿渐是博士，但人家猪崽跨栏的时候，靠的还是真本事呢。
地方一个官员向我打听怎么才能迅速而不费劲地弄到一个硕士学位，最好是某个学校霸气专业也霸气的——他的本科是这样迅速而不费劲地搞到的。我很不理解，你能做这个官，又不是靠你的学历学位，弄这玩意干嘛？难道那些组织部的领导们看不出来你这是糊弄来的吗？
有一天，我给女儿讲睡前故事，讲到《皇帝的新装》才知道，原来愚蠢的人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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