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苏关系经历了49-53年的同盟；54-57的蜜月，大批苏联专家援华，协助中国完成一五计划；58-60，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61-64中苏大论战，苏联撤走援华专家；65-67破裂；68-79中苏全面冲突，珍宝岛开战；80-91中苏关系正常化，直到苏联走向生命的尽头。
60年代中苏从兄弟变成仇人，对冷战后的国际局势产生了巨大冲击。解密的中情局局势研判档案始终认为，中苏虽然有矛盾冲突，但是中苏同盟依旧是牢固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局中人对于起风了往往有着更早、更清醒的认识。关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国内主流说法有二：
其一，苏共二十大，这也是大量历史教科书采用的官方说法。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认为苏联在走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决裂。这一提法最大的问题就是犯了事实错误。毛泽东反对批判斯大林吗？不但不反对，而且很支持。毛泽东不是池中之物，但斯大林却让毛泽东处处受气，无处撒火。早在苏区，苏联就遥控指挥，斯大林钦差大臣的一句话就能让毛泽东靠边站，长征的时候李德差点就把毛泽东留在了苏区打游击；延安时期，斯大林三番五次责令毛泽东正面出击，减轻苏联在远东方面的压力；解放战争，苏联对中共不冷不热，第一批挺进东北的中共军队见到苏联老大哥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同志般的温暖，反而领受到的是黑洞洞的枪口。渡江战役，斯大林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立主划江而治，如果不是毛泽东顶住压力坚决打过去，今天中国又是另一番局面。建国之后毛泽东访苏更是受了一肚子气，被斯大林冷遇，坊间有大量演绎，精彩程度超过纪晓岚斗和珅。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一直是压在毛泽东头上的大山，不管从个人恩怨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地位上，毛泽东都乐见批判斯大林。看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毛泽东的反应是很高兴，认为赫鲁晓夫做了一件中共不方便做的事情。对于个人崇拜，毛泽东也是支持批判的，他提出错误的个人崇拜应该批判（斯大林），但是正确地个人崇拜不应该批判，每个班都还得有个班长嘛。班长做得对，大家就跟着干，班长做的不对，大家当然可以批判！（斯大林）
其二，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问题。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提议在中国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毛泽东为了民族主权和尊严严辞拒绝。当时苏联又刚刚搞出了核动力潜艇，59年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毛泽东委婉提出了也想搞核潜艇。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我看你们就不要搞了。反正咱们是兄弟，我的就是你的嘛，咱们可以搞个联合舰队。这样的一席话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而且有控制人民海军的意图，不久一句相当提气的话就传遍了全军科研院所：核潜艇，我们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事实上果真如此吗？基本史实没错，但是逻辑推理站不住脚。潜艇部队在水下想和路上基地通信，必须依赖功率强大、穿透性好的长波电台，可以说没有长波电台就没有真正意义的潜艇部队。中国人民海军早期的发展思路就是“空潜快”，我们在航母上干不过美国人，那我们专门发展潜艇部队，让你美国航母不敢开进台湾海峡。建国初期我们工业基础薄弱，潜艇、鱼雷艇、导弹艇用的是全套苏联技术。早在55年，我们就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在青岛、宁波、南宁建立了三座小型长波电台，为潜艇部队的建立做铺垫。57年，我们主动提出希望苏联人帮我们建立一座大型长波电台。后来58年苏联人提出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不但没有所谓的狼子野心，反而是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苏联人关于建长波电台一共有两个方案，一个在印度，一个就是在中国海南岛，这样可以把苏联海军的活动范围拓展深入太平洋五千公里。出于对自家兄弟的信任，苏联准备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苏联出资70%（技术，材料），中国出资30%（土建），这样的方案哪里有丧权辱国呢？退一万步讲，苏联人狼子野心，但是电台就在中国领土上，中苏共用，真正闹矛盾了也是苏联人回去，咱们白得一套电台。中苏分歧的地方不是建不建的问题，而是谁来建的问题。苏联人提出他们来建，毛泽东提议由中国来建。这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奇怪，白给的便宜怎么不占。 毛泽东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或者说高瞻远瞩，看到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访苏的时候弄回来的贷款才3亿美元。那么强大的老大哥给起钱来怎么这么抠抠搜搜！其实不然，毛泽东不想欠账，是毛泽东不想着多要。长波电台最后建没建呢？虽然有点小摩擦，但最后还是建了，而且苏联人被中国搞得一点脾气没有，全部是按照中国兄弟意思来的。电台选址不是在海南岛，而是定在了山西大同，代号5901工程（1959年1月）。苏联人出技术、设备、专家，中国人出工程建设，建成后中苏共用。
中苏到底是怎样从亲兄热弟走向形同路人的呢？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很多历史的偶然和必然都在促使这一结局的出现，但我认为关键事件有二：
第一，炮击金门 58年的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全球战略上有着完全相反的认识。毛泽东主张强硬的对外策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活动。赫鲁晓夫主张缓和和西方的关系，集中精力把发展搞上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通过炮击金门狠狠摆了赫鲁晓夫一道。1958年7月，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提议让毛泽东大为不悦，不欢而散。赫氏前脚刚走，解放军就炮击金门。美国人认为毛泽东敢炮击金门，一定是有苏联人撑腰，赫鲁晓夫访华时一定给了什么承诺。事实呢？毛泽东自己坦言，炮击金门的决定我和赫鲁晓夫同志一点都没提，如果提了一个字，就算我说了。攻打金门绝对不是一时兴起，解放军从54年就开始修铁路、修机场，整军备战。之所以选在8.23这个时间节点，要的就是狐假虎威的效果，错误的让美国人认为苏联人和中国达成了某种协定。苏联人绝对没兴趣趟台湾这趟浑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自然是能不打就不打。中国人在台湾打起来，苏联空军、海军要不要介入先不说，至少出钱出装备是免不了的。想当年朝鲜战争前夜，苏联和中国也给金正日反复施压，决不能轻启战端。金日成根本就没听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坚决地向南推进，差点把美国大兵赶到海里去了。后来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朝鲜局面迅速恶化，中国被迫出来给小兄弟擦屁股。可以说抗美援朝，中国是被金正日和斯大林逼下水的。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呢？坊间有很多神话版本，一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气象。作为谈资可以，采信度有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炮击金门让赫鲁晓夫是大为光火，处境被动。赫氏也领教了毛泽东的手段，没有原子弹就敢这么霸气，有了原子弹还不得一颗遗欧，一颗赠美，直接停了和中国原子武器的合作计划。当时国内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原子弹攻关也到了关键时期，苏联人这下釜底抽薪可把我们坑苦了，至于邓稼先、钱学森这些前辈如何领导科研人员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搞出争气弹来，又是后话了。
当时还有一档子红外导弹事件，为遇冷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很多先进武器，其中就有响尾蛇红外导弹。58年温州湾的9.24空战，中共得到了一枚没有爆炸的响尾蛇导弹。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我们想自己进行逆向工程，苏联人也想搞回去研究。我们就是找各种借口拖着不给（今天看来，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理解），后来苏联卡着给中国的P-12中程弹道导弹资料，迫使中国把这枚导弹送到莫斯科。结果导弹送到莫斯科后，苏联技术人员傻眼了，导弹本体被反复拆解不说，最关键的红外制导部件也不见了。这还是盟国吗？
第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 如果说炮击金门是中苏对外政策上的巨大分歧，那么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便是中苏对内政策的一个巨大争论焦点。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隐然成为世界共运的领袖。当年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就和毛泽东定下了平分天下，欧洲共运归苏联，亚洲共运全归中国。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的威望和能力连国内局势都控制不住，更不用说风起云涌的东欧。斯大林模式的口子一开，56年立马出现了匈牙利事件，苏联两次出兵血腥镇压都不管用。你管不了，那么我就得来管。毛泽东派周恩来出访东欧，稳定了匈牙利局势。毛泽东的雪中送炭让赫鲁晓夫感激，但是中国势力侵入东欧恐怕让赫氏心中五味杂陈。57年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可以说是意气风发，风头无两。东欧国家的领袖无非是安排个酒店的套房，毛泽东住的却是克里姆林宫。汪东兴打前站，说主席不习惯钢丝床，得睡木板床，赫鲁晓夫就派人可着莫斯科找木板床。《汪东兴日记》里面还有大量这种“扬我国威”的细节，当时不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袖走马灯来克里姆林宫拜会毛泽东，赫鲁晓夫也把毛泽东捧上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的一个样板了，毛泽东决心在经济上再造一个样板，那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着急了，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为了在经济上赶超苏联，这样中国就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义大哥了。大跃进时期我们提超英赶美，那都是虚的，我们真正对标的就是苏联。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充满了期待，盼望着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但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搞下来，国内经济秩序混乱，出了很多问题，苏联人对此当然是幸灾乐祸、指手画脚。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原本就透出神仙会的口风，准备降低指标，组织反右。结果是彭德怀上了万言书，新华社、外交部的内参也送上庐山，翻译了赫鲁晓夫在真理报上批评人民公社的文章。这些信号都影响了毛泽东对形式的判断，不管是对国内的反对者还是国外的反对者，毛都选择了强硬地反击。中苏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龃龉不断，最终两个国家渐行渐远，走向决裂。
矛盾具有普遍性，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经常闹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是铁板一块了？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阵营内不但闹矛盾，而且属于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总结起来就是国外特别乱套。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韩、日韩的驻军和指挥问题，美国对日本经济的狙击，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矛盾的外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不能求大利，就求中利，再不济就求小利，实在不行吃点哑巴亏也行。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国家坐到谈判桌上谈的是“分赃”的问题。只要把钱的问题谈妥了，昨天还骂你祖宗十八代，今天大家还是可以做兄弟，继续合作。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好的时候像兄弟一样，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甚至我们还吃不饱穿不暖，也得勒紧股腰带供着兄弟国家民族革命斗争。但是一旦翻脸就往往就是割袍断义，分道扬镳，关系冷到冰点，比如布拉格之春、匈牙利事件、斯大林铁托交恶、中苏同盟破裂。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争的是利益，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争的就是对错，争的是马克思主义解释权。这种争夺，在中世纪历史上各国对教权的争夺中也有所体现。利益的问题是可以谈判的，谈判的结果无非是多一点少一点；解释权的争夺是无法谈判的，谈判的结果一定是一对一错，对的上错的下，没有多少转圜的空间。中苏同盟破裂事实上就是对解释权的争夺，也许我们表达的是同一个内容，但是共产运动的灯塔只有一个。苏联不会像中国低头，中国自然也不会像苏联低头，其结果自然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至于毛泽东后来的联美制苏、三个世界理论的诞生，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大而化之去谈论一个问题并不困难，尤其是在门槛较低的文科领域。近现代史和国际时事分析，大家都是专家，也是中年男人饭局的一个保留项目。真要谈机器学习、量子物理，外行还真不好插嘴。但是具体研究一个问题，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要去读文献，去翻档案，去历史现场，不能张嘴就来。
【文中的观点主要来自沈志华教授的研究成果。沈教授查阅的历史档案为一手，沈的书籍、论文为二手，我的整理便是三手。在没有历史事实错误的前提下，对一些历史细节和表述进行了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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