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月后我辞职了，不是蒙氏教育在中国不适应，是我们很多人行不出来“爱和自由”精神。我行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她能教给我什么。
然后是我去的第二个幼儿园，这是一家小小的蒙氏园，总共不到二十个孩子，平时上课分成两个班，室内空间分区，室外连接一个顶层阳台做户外场地，真是个理想的地方。这里我遇到了一个叫马赫赫的孩子，这孩子当时三岁，样子就像年画中胖娃娃，还留着一模一样的茶壶盖头，招人喜欢。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他第一眼我就不喜欢，后来的认识愈发印证了我的直觉，这孩子真的很可恶。或许是这孩子模样太喜人，没有人想着会在任何事上责怪他，他也不必学会任何规则，智力正常，但是憨愚而野蛮。例如他永远学不会“别人的东西不可以拿”，也学不会小便要去厕所。这一点会让很多老师头疼，但也不会对他生气，谁让他这么可爱呢？生气了又有什么用呢？他又感觉不到你的生气。
如果一个学生学不会规则，那我觉得这是大大的失败。后来在我抱怨这个孩子时，圆圆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想把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希望我的学生以后都是守法公民啊！”圆圆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一眼，我有点奇怪，也没觉得我有什么问题。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只有自己经历了按照理想无法破解的难题，才会知道理想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事情出在我与厨房的孙老师之间，中间夹着一个马赫赫。中午午休时孙老师会来逗马赫赫玩，有时候逗的是孩子的生殖器，是彼此都知道分寸的游戏，大人孩子玩得都很开心，我却觉得应该制止。我私下找孙老师谈这个事情，本以为是好意，不想引发的是孙老师对我旷日持久的指桑骂槐。以为我带着“讲理”的态度去找的孙老师，她应该讲理吧！孙老师是以泼妇骂街的架势招呼我，骂得我差点找不着北，这是我从未预想道的，也引发了我回来的再一次离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书归正传，这一骂我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让学生做“守法公民”对不对？我把我的学生保护得这么好，他们都成了讲道理的守法公民，可是他们迟早会面对孙老师、马赫赫这样的丛林动物，他们有招架之力吗？如果我的“讲道理的守法公民”学生被这些丛林动物欺负了，这就得怪我了！后来我开始琢磨如何放松我对他们的管束和保护，甚至鼓动学生也发展出一些野蛮手段：别人来拿你东西的时候，不是一定要让老师来主持公道，你可以自己拿回来，甚至抢回来；“不可以推人”不再是一条不可冒犯的规则……
当我终于允许甚至鼓励学生发展一些自我保护的暴力手段后，我在反思当初我为什么对“守法公民”那么执着？原来我在期待着一个人人讲理的守法社会，在那里我就不会面对那些蛮不讲理的人，我也不用面对我的无力和渺小感。所以我有了“造一个人人守法讲理的社会”的理想。终究还是现实打了脸，总有一些丛林动物的存在，文明也得能适应丛林法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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