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杨绛是“女神”无疑。她有完美的爱情、幸福的家庭、杰出的成就，而她整个人亦是从容优雅的代名词。
其实，她的人生并非总是顺风顺水。如何走过战争与动荡，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不争不慌的状态，是杨绛身上最大的谜。
也许，答案就在她自己的阐述里：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在年轻时认真经历生命的历练，方能在岁月中优雅地老去。
杨绛酷爱读书，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了一生。她的这一爱好来源于父亲。
杨绛的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读书是他的一大嗜好。杨绛喜好和父亲谈论读书，同时又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审美。比如，杨绛喜爱李煜的词，父亲推崇杜甫的诗。就读书这件事，他们父女二人还有过这样的对话：
“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活了。”
无论是留学英国，还是耄耋之年，杨绛最大的爱好，也只是回家读点书，做点学问。
杨绛性格温婉，但绝不怕事，面对屈辱和不公，严守底线。
抗日战争末期，在离家很远的工部局半日小学教书的杨绛，每日乘车之后还要步行很久，才能改坐有轨电车抵达学校。其间，曾遭遇日本人上车突袭检查。全车人都要起立，只有杨绛起来得最慢。有个日本兵便来找她麻烦，用手抬起她的下巴。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杨绛不卑不亢，竟大喝一声“岂有此理”。此言一出，全车人都吓得目瞪口呆，觉得杨绛此命不保。
也不知是何缘故，听杨绛一声吼，那名滋事的日本兵竟退了回去，未再纠缠。算是侥幸。
杨绛想想也后怕，次日，便更改了上班路线。
对于名誉，杨绛一向看淡，她更在乎的是身边人如何。无论身处如何艰难的境地，只要能支持所爱之人实现抱负与价值，杨绛都毫无顾忌地付出。
钱锺书的惊世之作《围城》是在杨绛放下才女身份，甘当“灶下婢”的付出之上写成的。当钱锺书告诉杨绛自己要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杨绛特别高兴。为了让钱锺书全心全意投入写作，她还建议钱锺书减少学校的授课课时。虽然收入也相应降低，但是杨绛说减少开支，生活节俭，不是不能过。恰逢家中女佣辞职，杨绛便不再雇人，亲自操持全部家务。
从劈柴生火到做饭洗衣，她样样都做。其间，她竟还能抽出时间写完自己第四部戏《风絮》。所作所为，钱家人都看在眼里。连婶婶（叔父钱基厚之妻）都忍不住赞她说：“季康啊，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是痴人有痴福。”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写道：“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没有海誓山盟，有的只是最朴实的支持。
晚年的时候，杨绛已把一切身外之物放下，她的境界愈发冲淡平和。她曾翻译过英国诗人瓦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的一首诗：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首诗，一直被杨绛钟爱多年。大概是因为兰德的诗照见了杨绛的心，仿佛是她今生今世的注脚——她用自己的生命之火烤暖了人世间所有的幽暗和不明。所谓“隔世知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岁月轮回，静水流深。她这一生，如同明灭之中划过的一根火柴，用幽幽微光照亮着茫茫穹苍。
杨绛的一生，绝非一帆风顺，她的成就也绝非唾手可得。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她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这样的句子：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
而杨绛的一生，便是认认真真淘洗污秽、萃取精华的锻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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