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

细细想来，中日设计在境界/人才/市场三方面有较大的区别：

1.境界。日本的设计源于鉴真和尚东渡修建的唐招提寺，以律宗严整空寂为精髓，包括茶道和花道，后至平安时代由于贵族固化而发展出物哀的特色，物我同寂成为日本传统的境界。二战后的新设计语言已经背离了这种传统，近乎全盘接受了西方解构主义（比如三宅一生）和极简主义（原研哉），尚存少量隈研吾、深泽直人这样回归自然和物需的设计理念。

而中国设计至宋代已臻化境，不管是天青釉还是马一角，对极简和质感的追求达到极致。而这种传统随着清代文人没落和审美退步变成了堆金砌玉，至除四旧荡然无存。现代中国设计则是师从苏联，外加实用主义，而民间的木作、瓦作、石雕、木雕工匠们仅仅保留了手工艺，没有了文人，设计理念就无从衔接。这也是中国民间艺术和各种非遗难以创新的重要原因。另外，中国地大物博，人生修齐治平才是正道，君子不以物喜，所以对功名看的重，对物件看的轻。《长物志》书名便可知当时人对物件的态度。长zhang4物者，身外之物也，饥不能餐，渴不能饮，闲来清供罢了。因此，不以物喜的境界使得中式设计偏向实用和仪式感，官帽椅、博古架和雕刻的各种福禄寿、瓜瓞绵绵题材无不透露出这种实用性。而当代中国艺术刚刚从西方艺术殿堂蹒跚而来，哪里还有精力往故纸堆里找出自己的家谱啊。

2.人才

日本经历了六十年的新设计时代（参照内田繁《日本设计六十年》），从全盘西化、经济腾飞、高度城市化到地产泡沫，一方面设计师很多是西方艺术出身，一方面终身雇佣制带来了对工作的精益求精（这也是日本工匠精神的来由），这样日本现代设计就很难从西方设计理念突围出来，反而是不断强化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极简主义，乃至断舍离。减到再极致，也是身边无物，心里的物却放不下。

反观现在中国的设计（有一期一席是不正经历史研究所所长介绍奶奶的庙），粗糙、直接然而接地气，人们拜完了菩萨上完了香，回头谁也不会想起到底菩萨塑的什么样。这就是中国实用的最高境界——急时抱佛脚。所以当代中国设计的人才要么还在全盘西化，照抄人家的画作，要么完全实用主义，直截了当，缺乏审美。当且仅当传承了设计理念的文人和传承了手工艺的工匠结合或碰撞在一起，中国的设计才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3.市场

日本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早我们三十年，国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又高我们三到六年，这样不同的市场环境对设计的要求和接受程度自然不同。隈研吾在北京设计过一座建筑物，线条干净、视觉开阔，充满自然和简洁之美，然而不久领导觉得这样空着浪费，拿来摆满了各种工艺品售卖，终究还是实用主义稳赢的666啊。而日本相机几乎人手一台的美学背景下，过于粗糙和只强调实用性是不会过关的，再经过中产阶级三十年的打磨和矫情，不到和牛心不死。

可是和牛之后呢？断舍离之后呢？收敛到物都没有了，还要怎样？

物极必反，还是鸳鸯锅摆起，毛肚黄喉浸牛油，人民大烩才是正道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