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为什么能统一中国？
首先，在冷兵器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和后勤补给技术无疑是更先进的军事技术。这个格局一直到热兵器时代来临才彻底改变（机枪发明之后，谁再敢骑马冲锋，谁就是找死）。汉武帝打败匈奴，朱元璋和朱棣打败蒙古，都是靠比游牧民族骑兵更强大的骑兵部队。但是，农耕文明养骑兵的成本，天然地比草原文明要高得多得多。南宋，早已没有建立骑兵部队的实力，只能靠“郭大侠”镇守的襄阳樊城和水师优势采取防守态势；南宋不能主动出击并削弱蒙古人的有生力量，在战略上处于极为被动的态势。外交上，大理段氏早已臣服于蒙古，南宋孤立无援。
其次，成吉思汗崛起的最大优势在于“组织变革”。童年厄运反而给了他搭建“非血缘协作型“组织的大好机会。出于对人性（包括人性中的狼性）的深刻理解，成吉思汗在草原上搞了类似于“商鞅变法“的创举：打破按血缘关系进行权力和利益分配的组织结构，搭建以人才为核心的新型组织结构，混杂不同背景的人员组建”千户“这种作战和生产单位，大幅提升对作战将士的分配比例和奖励力度（成吉思汗只抽十分之一）。。。。。。
最终的效果就是，将士们觉得，我不是为主子们打仗，而是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业！
想一想，秦军，为什么有虎狼之师的战斗力；某某”狼性企业“，为什么席卷全球，气吞万里如虎？人性（和人性中的狼性），是亘古不变的，或者说，是在极其缓慢地演化着的。”耕战一体化“的秦、崛起初期的蒙古、鲸吞地中海的古罗马、准军事化的狼性企业们，都是以”杠杆原理“借力于人类最强大的近乎不变的规律，并且，用更高的”组织智能“去碾压那些低水平的”组织智能“。
衡量“组织智能“水平的高低，有”经“和”纬“两个维度（组织，组织，本身就需要经线和纬线这两条线来织呀）。
经线上包括：1）领导核心的协同；2）顶级人才的获得；3）人才的上升通道；4）精英和普通人的协作；5）民间力量的引导；6）外部力量的整合。成吉思汗所打造的组织，从组织的“经线“来看，六项全部是超高分（当然，中间的斗争过程惊心动魄）！你再看努尔哈赤，也是一样，几乎是成吉思汗的翻版。英雄所见略同，其实，农耕文明的卓越领袖们也是一样的。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原创性。但是，没有原创性，就对了，因为想要完成划时代的壮举，就得这么干，别无他途。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不变（或缓慢变化）的规律更有价值。
纬线包括：政治、文化、军事、法律、经济、科技、情报、外交。成吉思汗领导的“牧战一体化“集团，在纬线上表现也很突出。八条”战线“，每条”战线“上都有顶级人才，为他和集团（和顶级人才自己）殚精竭虑。八行六列，48个节点，个个可圈可点。当然，最突出的无疑是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科技、情报和外交（这7条线！）。文化嘛，比较弱，毕竟底子薄啊（连最初的回鹘蒙古文，都是抢的人家乃蛮人的；后来的”八思巴文“，本质上是一套密码系统，主要用来传递机密军令）。
“组织智能“水平奇高，领袖的眼光格局和意志力超群，顶级人才济济一堂——这样的一个组织，是所有同时代组织的噩梦！”花剌子模“国很强大，君主和王子也相当彪悍（在两军阵前，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王子札兰丁·明布尔努，发出了类似于”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不管多强悍，和成吉思汗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就得被征服（不像我们，和熊逸老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就那么幸福，哈哈哈）！
第三，忽必烈与时俱进（忽必烈和他的智囊们甚至穿越到了当代）。忽必烈领导核心在下一盘很大很大很先进的棋，南宋，是整个棋局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局。简单来说，根据杉山正明的整理（详见智力快感和阅读快感超高的奇书《忽必烈的挑战》），在顶级人才们的策划下，忽必烈要建立：首都经济圈、一带一路和欧亚非命运共同体。生产力第一的南宋，不可能游离于这个伟大体系之外。江南的物产，一部分要走海运，远销中东、非洲和欧洲，另一部分要走漕运，运输到元大都，用来购买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军事集团的忠诚。此外，还有以盐引为大额纸币、蒙古王公贵族集体投资的“共同基金“等等超前金融设计。前瞻性、想象力和逻辑合理性都惊人的强！有时候，不得不觉得，现代金融产品，实际上是在用新技术和新体系满足人类的老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襄阳樊城的失守，南宋的覆灭，毫无悬念。但引人思考的是，襄樊之战，攻城的方式竟然是用一个“环形阵地“把襄阳和樊城彻底地围困起来。这个战术很像恺撒在高卢的最后一战的打法，请允许我大胆（且合理地）推测一下：忽必烈核心圈里有人读过恺撒的《高卢战记》。毕竟，当时穆斯林保存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而能够进入忽必烈核心圈的人中想必会有博览群书且融会贯通的穆斯林智者。这种“环形阵地”的优点是，它可以内外两线作战，击退内线突围者和外线救援部队。
南宋官方基本上进入了“放弃模式”，朝廷开始混吃等死；民间志愿军张顺张贵的救援部队，仅仅只有民兵3000，势单力薄，勇气可嘉，但确实属于飞蛾投火。襄阳守将吕文焕既感到被朝廷抛弃，又感到不被信任（南宋“组织智能”水平低下的表现）；终于，在困守六年之后，吕文焕投降元朝，成为元军先锋。强大的蒙古水师并没有遭遇什么抵抗（最终，这股攻击冲动在向日本释放时，被大自然轻轻一扬手，就卷入了海底）。南宋的绝大多数军民还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拥抱了忽必烈主导的“命运共同体”。文人士大夫，为了民族大义和名节，可以杀身取义，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为什么要为遥远的赵家皇帝赴死呢？
无法考证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有人认为，他对杭州和大都的描绘一半来自道听途说，一半来自个人想象。但无论如何，根据众多阿拉伯商人的游记和口述，元朝早期的中国南方是很富庶的，而中国则成了欧洲人无限景仰的对象和努力追赶的标杆（直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发现大清的虚弱真相和不堪一击，而归根到底，这依然来源于“组织智能”水平的巨大落差）。
蒙古”黄金家族“的厄运，元朝的短命，我想，最主要还得归因于大自然（不得不说，敬畏大自然，是一种智慧）：极寒天气卷土重来，造成”黑死病“（有人认为是鼠疫）蔓延，几千万人口丧命，帝国实力大损。然后，在中原不合时宜地治理黄河，激起民变，于是乎，风云际会，天下英雄粉墨登场。那又是一个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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