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追求的是经济增长?
为自己创造财富,同时给社会带来福利
为什么现代社会追求的核心指标只是经济,而不是其他的比如武力、关系、知识等?要知道我们人类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并没有积累多少财富,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才实现了大量的财富增长。在工业革命的滚滚历史长河中,以追求个人财富为核心目标的私有产权制度占据了社会发展的主导位置,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尤其资本家们。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带来的结果自然是社会财富总量的急剧上升。

为什么追求的是经济,而不是其他要素,我觉得对人的解放是其中的核心因素。经过启蒙理性时代的熏陶和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政治制度变迁之后,理性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真理,取而代之的是之前的愚昧和无知。人们逐渐也摆脱了一种旧观念——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原因之一就来自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顺便带来了公众利益。
每个人都试图用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更大。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追求自己财富增长的过程中,会在无意之中给社会带来财富增量,减少浪费,这也是社会普遍需要和期待的结果。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其他要素,比如力量,那么每个人都去练武,但是练武只能使自己的身体更加强壮,而并不能给社会带来多少益处;如果是知识,那么每个人只知道读书,即使他学富五车也不太会主动将这些知识贡献出来,或转化为其他更加有用的东西,供更多的人使用;而如果是社会关系,那么贿赂等恶习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谁还来真正会做一点实事呢?
这就是追求经济的实际益处——不但让自己更富有,同时也会让社会变得更富有。我想,这就是理性的现代人最可取之处,不但为自己创造财富,也要为他人追求福利。
货币: 经济得以运行的基础前提
说到经济,就不得不说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货币,它大大加速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那货币为什么能出现?我想这其中的历史动机应该是,以实物为媒介的早期交易显得太麻烦,太沉重了。最早出现的交易媒介是苏美尔人所使用的大麦,之后有牲畜、动物毛皮、贝壳等。试想一下,那时候的人们为了完成一次交易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至少要在空间上运送这些实物到特定地点,而这已经是非常大的消耗。就是为了应对这类问题,才逐渐出现了金属货币,还有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的纸币,以及呼之欲出的更加方便快捷的数字货币,都在一步一步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
当然,除去货币能够加速经济发展这一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上至国王下至庶民,我们每一个人都信任它。因为一般而言,货币的发行都是国家信用在背书,所以逐渐它就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只要国家信用恒在,那么货币就恒有力量。
为什么要增长?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会发现,我们的祖先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没多少财富,自然也没有过分地追求财富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社会文化遗产,比如对现代社会起支撑作用的思想、理论和制度等。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世界各大文明的伟大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中国的孔子和老子,中东地区的耶稣,他们的思想依然是现代社会得以运行的核心框架。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对财富以及增长问题看得如此重要?
熵增定律:不可逆转的强大力量
在我们生存的这个物理世界中,有一种强大且不可逆转的力量——熵增,也就是一切都趋向于变得越来越混乱无序,而且这个过程不可逆,这一规律被总结为熵增定律。
熵增定律是如此强大,以致于清华大学科学史主任吴国盛教授曾说:“如果物理学只留一条定律,我会选择熵增定律”。与此同时,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老师曾经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因为这一定律是世界运行的底层法则,所以没有谁能够逃脱,无论是国家、社会组织如公司、学校,还是个人。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会衰老,这就是原来井然有序的生理组织变得无序之后的结果;随着企业的发展,组织容易丧失竞争力,就是因为企业大了之后人逐渐增多,但却没有建成与之匹配的组织制度而变得越来越混乱;国家作为更大维度上的组织,一旦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失去对立统一的关系,那么就容易变得混乱,比如革命、战争等。
虽然熵增定律确实非常强大,但还是有办法应对它的,那就是将封闭系统变成开放系统,并引入外力做功。
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可知,它的熵总是趋向于增加。但是,在打开系统之后,就会有引入外部力量通过做功将系统内部的熵转移出去,从而让系统变得更加有序。
在社会经济领域,这些原理同样在起作用。想想看,很多人每天早出晚归勤勤恳恳地工作,还不是因为受不了自己懒散堕落的样子,受不了家庭日渐消沉的趋势,才被迫做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的工作,而只要能够获得更多的报酬则依然开心而满足。对于公司这类社会组织,它们为了活下来只能想法设法赚取更多的利润,同时显示自己对社会还存在价值,否则只能消亡。至于国家,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可靠的军事外交力量应对外部的无序和挑战,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法律法规、精神道德等力量以应对内乱和私斗,而这些事情得以实现的前提则是国家必须拥有大量财富,而且需要越来越多的财富。但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并不创造财富,它只负责财富的再分配,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的伟大责任只能由社会组织如公司和每一个公民来承担。
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原因就在于——应对熵增这一物理世界永恒存在的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
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
在人类经济史上有一个重大规律,那就是马尔萨斯陷阱,发现者自然是马尔萨斯,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经济学教授。简单来说,马尔萨斯陷阱就是人口增长是几何级的,而生存资料,比如粮食的增长,不可能是几何级的,只能是算术级的。所以,经济增长的结果如果导致人口增长过快,所有的增长成果都被新增的人口吃掉了,那就会出现像战争、饥荒、瘟疫这样的灾难,以主动或被动地减少人口。

如果我们拉长视野,俯瞰人类近万年的历史,就会发现确实是一个马尔萨斯陷阱。人类文明,大部分时间属于农业文明,比起原始时代,农业时代最大进步,是养活了更多人。但这种进步背后,其实有代价,就是降低生活水平。换而言之,农业时代的人生活水平多数不如原始人,随着人口增加,更多人虽然活下来,但不得不成为穷人。这种趋势,主导了人类大部分历史,其本质就是一个巨大的马尔萨斯陷阱。
虽然表面上看,现代社会好像已经解决了人口增长过快而带来的生存资料欠缺的问题,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后的200年里,人均GDP增长了十倍,物质严重匮乏的现象已经很少见到。但实际上,从明清到1968年,这六百年里,中国粮食产量增加10倍,人口也增加10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结果是什么?人均粮食和人均收入都不变,也就是人口的增加,抵消了技术进步以及耕地增加。这种情况,本质其实还是马尔萨斯陷阱。
因此,为了应对马尔萨斯陷阱,我们不得不一次次用技术的强大力量,通过已经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未来效率更高的的数据智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缓解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等其他要素之间不协调之间的矛盾。不过,即使解决了当下的陷阱,而来的陷阱也将变得更大更难,终究还是逃不过。
人性与欲望:生物性内在力量
一个人,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阶层,以及从事于什么职业,首先他是一个生物体。那自然他就摆脱不了一些生物性力量的约束,比如恐惧、占有欲、自私等。当然,这些生物性约束并不是却都无一是处,比如恐惧确实能让人怯弱,但恐惧同时也是最大的动力来源,现在的家长为什么把孩子的教育问题看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女人为什么愿意为了美丽花钱,就是因为对于青春流逝的恐惧。
在《自私的基因》这本书中,作者道金斯提出了大胆的创见:我们生来是自私的,任何生物,包括我们自己,都只是求生的机器。并且,作者把进化论从生物基因层面上升到社会文化层面,创造出了文化基因Meme这样的词,特指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文化进化,并提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因子的暴政。
而对于追求经济财富增长这件事,当然也能解释得通。一方面,我们努力追求自己的财富增长,本身就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它同时为社会其他成员带来了福利,因为个人财富取决于自己对于社会的贡献,贡献越大,价值越大。另一方面,我们努力赚钱,也是为了对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因为当发生不确定性事件时,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帮助你,能靠得住的只要自己,而财富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至于七情六欲,像爱情,说得好听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实际上在以前,爱情和婚姻是彼此分离的,婚姻只是人类为了实现财富的稳定继承的制度发明,一旦两个人进入婚姻,那么意味着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爱情了。至于爱情本身,确实是纯洁美好的象征,但这也丝毫不影响它就是人类延续自己的唯一途径。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下,对性的渴望和需求一直存在,甚至不少人为了满足宁愿破坏家庭,伤害家人。当然,这种行为也需要经济能力作为支撑。
对经济的追求有其社会层面的内在需求——减少社会的无谓损失,让社会可持续发展。当然,其前提条件是金钱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你相信,我也相信,同时国王也相信。对经济的增长目标的追求主要来自应对物理世界熵增定律的强大力量的需要,解决马尔萨斯陷阱所述的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失调所带来的的社会性约束,以及由本能的生物性内在力量所引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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