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王小波给朋友写的信
我现在想了想，发现理性这种东西是小市民的专利。假如一个人有自己的铺子，本本分分地守着，里面人欠我我欠人清清楚楚的，这人就有理性。倘若是穷光蛋一个，还要以天下为己任，准是个大疯子。中国人里就是脑子清楚的人少，疯疯癫癫的人太多了，以前没想到的是出去了以后大家还那么疯，不过这也能理解，因为出去还是些穷光蛋。
我觉得做人最大的幸福就是飞越疯人院。看来老兄是飞出去了，不过笔头上火气还是略大点。说实在的，咱们这些人年轻时比那些毛孩子还疯狂，并且疯狂能带来一些快感。所以咱们又何必苛责于人呢？
人在年轻时觉得到处都是人，别人的事儿都是你的事儿。到了中年以后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已经一无所有，自己的事儿都做不过来，以此类推，到了老年必定觉得很孤独，还会觉得做什么都力不从心。换言之，年轻时是自由人，后来成了家庭的囚犯，最后成为待决的死囚。
托尔斯泰这等自封的东正教大牧正，乃是自由派的死敌。
内心的前进是总未曾得到满足的受虐狂想。
我讨厌官话，因为语言影响思维方式。官话写出来的东西必冬烘。成年男子彼此用官话显得老练一些，其实不过是些虚架子。
罗素对始于拜伦止于尼采的浪漫主义做了猛烈的批判，在《西方的智慧》里，他把这些话全部收回，还承认尼采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当然不承认尼采是哲学家。
既然我不以天下为己任，此种混乱当非我之罪。
罗素先生在他的《西方的智慧》一书里曾经引述了这样一句话：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我同意这句话，但我认为书不管大小都可以成为灾难，并且主要是作者和编辑的灾难。联系到这本书出版的过程，我认为人必须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始终要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生活。本书得以和读者见面，全是因为上述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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