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
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钱穆《国史大纲》
这是钱穆所展望的他心目中的一部的中国新通史的样子。通史作为历史的最高形态,一面继往,一面开来;通史的写作者在这两个方向的活动中,也必然是有其主观想法倾注其间的,求一个史家为完全客观的记录机器及考据机器,则完全失去了历史的意义。所以如果说历史是有目的的,则钱穆在这里所阐述的庶几得之,即历史无疑是向前的,说穿了,宇宙万物及我们这个人类世界,不断向前发展一刻也不得停止,历史就是这种正向性的自然体现,著史读史都是为了向前的,不论是一个人个体还是一个民族、国家、人类全体,都是如此,所以之所以将“国史真态”“最近病痛之证侯”“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都是为了“有志革新现实者”,而“有志革新现实者”,其实就是世界的主流,历史前进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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