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一次看见她，他便觉得，这位夫人是从王江宁的七绝里走下来的。“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她就是那样的少妇……]
姑且不论笛安这个漂亮的比喻是否恰当，我只是用它做个开头。她最新的《南方有令秧》，实在是不尽如人意。
难得一见她用第三人称角度叙事——我以为她是一个足够自信也足够冷静的作者——她太擅长第一人称了，“龙城三部曲”，《告别天堂》诸篇，熟悉得就像“讲故事”而非“编故事”一样。她写的故事都底气十足，主观到让读者常常怀疑是否是她亲身经历。除去作为作家不可避免的宿命，更多的，是因为她写的人物总有些许相似：美丽而强韧的女人，她会略有羞涩，智商不一定高却足够聪明，跟若干个男人纠缠不清；以及陪伴着她的男人，不一定因为爱情，但一定存着爱——或者说，不一定想和她有什么过分的念头，但一定愿意为了她付出一些东西。这不免让人怀疑，这千千万万张动人的脸，背后是不是都藏着一块属于她的灵魂碎片。
可能因为这样的创新，她这本小说最大的别扭之处，就是文字的“隔”。不是雾里看花的美，而是隔膜、隔离、看不清楚、弄不明白，让人体味不真。这是该归咎于第三人称叙事，还是归咎于历史题材的使用？当然，她也曾试过历史题材，只不过是短篇小说——在《最小说》的初期，她写过一篇《竹林七贤》——篇幅和容量自然不能与长篇相提并论。
不得不说，她已经做了许多的尝试和改变：放弃了她擅长的偏欧风的大段描写，改用古白话式的口吻讲话；研究很多相关的历史背景，至少在各类名词的运用上避免了硬伤。但是，这也正是她的失手之处，她的进步并不明显，甚至可以说，这不像是她沉淀之后交出来的文章。除去惯用的“羞涩”“苍白”，以及用断句来强调一个动作的方式保持了她的语言风格，其余的，让人难以置信。
按她说的，她写了一种攻守同盟，一种不计回报得失的相互信赖。
她保持了原有的遣词方式，她表达的仍是一种笨拙的美，一种以怨报德，一种有破坏力的情感。牺牲是一种美，她对此深信不移。
但她放弃的博喻式的比喻，放弃的炫技一般的强大词汇量，放弃的血肉鲜活的人物形象，让人忍不住扼腕叹息。她把“个人辨识度”的保持僵化在了惯用词的使用。而非早先她自己认识到的“一种字与字之间的节奏”（《告别天堂》语），这一点她做的不如同期的落落。她放弃了，或是说懈怠了对细节以及伏笔的打磨，比照《东霓》中不动声色的埋伏，《南方》中的笔墨简直粗糙到天真了。她想用“言有尽而意无穷”以达到的效果，用的太多反叫人看不明白。她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她想写很多，却无力驾驭起更庞大的架构，半弃不弃的文字给了小说太多赘笔。
她的野心，同社会上某种商业的气氛缠绕在一起，很多人把这样的心态，叫浮躁。
同时，联想到《文艺风赏》所面对的行售窘境——起码于我所见，《风赏》总是不如《文艺风象》卖得更多。纯文学的式微，乃至于整个实体书所面对的困境，都可以说成理由。但需要深思的是，《风赏》很多时候教人直呼“看不懂”，是其不可忽视的短板之一。新锐不一定是小众，严肃文学也不一定曲高和寡，有时候，《风赏》的杂志定位，是不是太矫情了一点呢。作者群的狭小，在保证风格的同时，也减少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气氛。杂志不该挑作者，应该是选文章。
当然，我也不是说《文艺风象》就做的完美无瑕，只是它的“接地气”给了它更多的读者。凡事不能过度被比较，但也不能缺了比较，否则动力不足，也是坏事。
是不是可以归罪于最世的运作方式——为了保证作者的“出镜率”，基本上不会隔太久就要推出新书；同时也注重着吸收社会上、网络上的热点因素。这是成功，也是失败。但我相信，笛安她，本可以做的更好的。
我怀念的是初见笛安，她能像呼吸一样，把她骨子里的孤独和不同寻常，物质成文字的体现。她是一个世间居住了太久的老灵魂（郭敬明语），让人心颤地想躲，躲她文字里那些扣合自己青春的迷乱与天真。然而日子一去不复返，面对历史，面对令秧，她好像变回了一个懵懂的少女，是南音，是宋天杨，是昭昭，是雪碧，是那些曾经灰飞烟灭但是生生不息的，尝试的勇气。
我有点惋惜，但并不遗憾。
难免冲撞，班门弄斧，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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