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硅谷，不用多说，它已经成为创新、创业、梦想的代名词，也成为无数人的向往。每年都会有络绎不绝的创业者、学者、投资人、好奇者前往硅谷，除了朝圣，探索和研究硅谷的成功秘诀便是一大课题。当然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答案，或者找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我们都知道，硅谷不断涌现出了领导全球的科技巨头，并长盛不衰。在这里诞生了柯达、通用电气、肖克利、惠普、英特尔、思科等伟大的老牌企业，同时也孕育了苹果、雅虎和谷歌、Facebook、Airbnb、Tesla、SpaceX等新科技公司。
为什么硅谷能够成就创业福地，各方的研究结论也是方方面面、保罗万象，正如成功的原因往往说不清，失败的原因却总能一针见血。曾担任Google和腾讯高管的吴军在其著作《浪潮之巅》中介绍，硅谷成功的动力来自于斯坦福大学。
硅谷的创业孵化器：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为硅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和人才支持，并帮助有创业想法的学生与校友、企业家、投资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很多论坛、课程都有他们参与的身影，这些成为了硅谷的创新和执着来源；也让硅谷的很多科技公司几乎把握住了每一次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从无线电技术、晶体管、集成电路，再到人类基因组、互联网和云计算，还有人工智能和黑科技，硅谷总能参与并影响全球市场。
硅谷的叛逆以及对叛逆的宽容
除了斯坦福，吴军研究发现硅谷员工有一种叛逆精神。在其最新著作《硅谷之谜》中介绍硅谷成功的第一个秘诀是叛逆以及对叛逆的宽容。
反叛、叛逆或者叛徒，在硅谷并非贬义词，它代表不迷信权威，天资聪慧、具有创新精神，甚至敢于对抗权威，勇于开创新的局面。
硅谷的成功肯定不像中国的国家经济开发区一样逐步规划设计出来，硅谷的出现来自于叛逆。叛逆起源于“八叛徒”离开肖克利半导体公司成立仙童公司，再到这八个人（与他们的同事和下属）离开仙童，创造出整个半导体产业；再到乔布斯的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精神；再到无数公司借助技术把握到一个个浪潮达到了巅峰，然后又成为下一波公司的养分。可以说没有叛逆，就没有硅谷的半导体产业和后来新的产业，也就没有后来谷歌的崛起。
叛逆精神在中国不是新鲜事
中国企业界的叛逆比比皆是，但大都不是开创，而是重复和竞争。
新东方：从新东方走出了无数的人才，元老总裁胡敏创办新航道，老罗还曾经开办了“老罗英语培训班”，江博、马良等名师跳槽加入别的企业或开办自己的培训机构。
华大基因：从华大基因走出了大量基因行业的创业者，如贝瑞和康、安诺优达、诺禾致源等。这些公司被业内戏称为“华小”公司，并迅速发展壮大。其中，贝瑞和康在无创产前检测市场和华大基因几乎平分天下。
华为：华为当年支持李一男创办港湾（名称很像eBay的中文，暴露了野心），刚开始不涉及很大竞争，后来开始融资挖人，再后来港湾开始涉及华为的核心业务，并逐步竞争成为“死敌”，两次上市无望并筹划出售给西门子，华为不得不出手，付出高价收购了港湾。任总的宽容体现了其宏大的胸襟和企业家精神，甚至还留任李一男继续做高管（后来结局便是另外的故事了）。
学术界的叛逆：反骨精神
除了商业领域，学术界一向比较推崇反骨精神。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创造宣言》中说过：“先生的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可贵的反骨精神》。文章中提到他四个学生分别是杨小凯、易中天、邓晓芒和李敏儒；刘道玉提及他们都有相似曲折的求学经历,自学钻研能力特别强,有特立独行的个性,有从事学术创造所需要的“反骨精神”。从他们的经历中,能够总结出一条重要的成才规律：一个人能否成术是否能够成为杰出人才，甚至能不能成为学术大师,并不是决定于按部就班的学习经历,也不决定上名校和学位的高低,而重要的是决定于自己的志趣、理想、自学能力、悟性和执著的精神。
日本京都大学倡导既要有重视基础的传统信念，又要有反骨的精神，即尊重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思想的独立性。就是在这样自主独立的校风，几乎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均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也造就了学术界的传奇。
叛逆及宽容的代价
当一个公司出现了叛逆，在短期来看，对公司不是什么好事，但站在更大的格局和更远的视野来看，可能就有助于促进行业的进步，资源的优化，对产业的未来都是利好。每一个行业的搅局者，即是该行业的叛徒，同时也带来了行业整体的进步、变革。比如蒙牛“背叛”伊利，对手戏成就了双方的竞争力；还有靠免费杀毒而名声鹊起的奇虎360。甚至资本也会暗地里支持有具有“反骨”的员工，而东家也会有对叛逆的宽容，毕竟大家自己都是这样起家。正如乐视的贾跃亭最新的演讲说过：“把你送上领奖台的往往不是朋友，而是对手”。当然前提是不要有拙劣的挖墙脚或恶意竞争。
当公司出现叛逆时，首先是庆幸出现在了自己公司（就像腾讯庆幸微信出现公司内部一样），然后是想办法留在公司。因为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技术和商业模式都在发生变化，公司内部没有叛逆，外界也可能会出现。其次如果无法挽留，最好的方法就是投资入股，参与其中。所以目前国企及很多大科技公司都在鼓励内部创业，甚至提供资源和平台。
正如好的投资很多是投资那些创业的前员工，最好的例证便是中兴。当年侯为贵离开国企航天691厂到深圳创办中兴的时候，向陕西国防科工委借了200万美元起家，航天691厂投资入股，再后来中兴逐渐发展壮大、直到上市并成为市值千亿，拥有全球通信设备行业前四强的地位，航天691厂则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投资（中兴后来改制中却对老东家国资比较反感）；而相反的例子则还是华为（华为已经是传奇，什么案例都有），任正非当年从国企南油集团离职时的各种麻烦和阻碍，所以任正非绝口不提自己曾经的单位。如果当年的东家投资了哪怕一点点股份，到今天都会大笔丰厚的回报，甚至传为美谈。
而今能够大格局处理与自己员工或下属的叛逆的案例很多，柳传志之于孙宏斌，即使当年狠心把孙送到监狱，但仍然还是如师如父（故事非常精彩，今天仍在继续）；俞敏洪之与陈向东，发文感谢并理解支持；王石之于毛大庆，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不论企业发展还是个人成长，叛逆及宽容的故事一直都在延续，也在不断证明自由包容、多元化还有宽容之心的环境会产生多么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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