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道德”绑架的万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万历十五年》读后

要不是风靡一时的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我不会知道这本同是以明朝为背景的《万历十五年》。几年前，在看《明朝》的时候，我穿插着翻翻《万历》的部分章节，希望看到两书之间的呼应。——然而未能如愿——《明朝》的作者更多地以小说的笔法描绘了一个个“牛掰”的人物，或挥斥方遒，或力挽狂澜，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万历》中当然也刻画了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但几乎都被时局所困。

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集权意识和勤政作风，行政编制中不设“宰相”一职。推动国家机器运行的是六部、五寺、三监、诸司等部门中的文官。皇帝更多地承担主持礼仪及人事任免的职责，旨在成为国家威权象征并保持文官集团平衡。统治阶级确立了由《四书集注》（朱熹所著）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思想作为最高纲领。

为督促和协助世袭皇帝在年幼时学习和处政，在文官中会遴选出若干文渊阁大学士辅政，由“首辅”领衔。有了庞大的文官集团处理政务，又有首辅保驾护航，皇帝的工作变得极为教条和枯燥。将万历皇帝变成无为而治的那一年，正是本书所提到的——毫无意义的1587年——他的爱妃郑氏为他生的皇子满周岁了。满朝皆知他爱郑氏及其子常洵，但文官集团却以王氏及其皇长子常洛先入为主这一伦理纲常之由阻止。朱翊钧身为皇帝却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决定皇后和太子人选。双方对峙造成的消极后果是：万历皇帝不理朝政，疏于人事；常洛20岁后被册封为太子，失去了少年时期出阁讲学的时机；郑氏用计使常洛好色而早崩（亦传梃击案、红丸案与郑氏用计有关）。

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万历新政”：财政上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军事上任用戚继光等良将戍边、平叛；吏治上实行 “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改革必定会影响既得利益者，于是张首辅因未能按“四书”要求回乡丁忧守制（父母过世，须回乡守孝三年），遭文官参劾。皇帝时值年少，无法离开首辅，遂“夺情”化解。万历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与日俱增。然而物极必反，在张居正猝然离世后，文官集团兴风作浪，慈圣太后、郑贵妃推波助澜，皇帝亦欲摆脱故太师的巨大光环，遂以闭塞朕聪、专权乱政等等之名清算了已成为众矢之的张居正。

后来担任首辅的申时行同样看到了开国二百多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忽视经济发展的积弊，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扛起改革派的大旗。他宁可放弃施展政治抱负，也不愿被文官以“道德之剑”中伤。于是申首辅处事温和，巧妙斡旋于皇帝和文官之间，尽量使皇帝的言行接近文官的期望。并且他适时地选择激流勇退，辞官后又享受了23年田园生活，得以善终（张居正寿命57，申时行寿命80）。不过，若他在天有灵，定会为当时一个草率的决定感到懊悔：努尔哈赤酋长开始在北方吞并四周部落发展壮大起来，而申首辅并未重视边境上报的清剿请示，失却了将国患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机会。

海瑞被后世认为是清官的代表——自身做到公正廉洁，又能鞠躬尽瘁地处理好琐碎问题——但他依然不入本朝文官主流。自开朝以来，官员俸禄便极为微薄。文官集团虽然口称“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但现实却逼得他们不得不在私下贪污受贿，蝇营狗苟。海瑞不喑为人处世的阴阳之分，还想把显微镜下办事的作风传递到上司和下属。这只能换来上司将他高高挂起而同僚对他敬而远之。财政制度缺乏弹性以及商业法律难觅细则成为他为官掣肘。即使他将刻板的制度和有限的律法发挥到极致，也只能放大大环境的缺陷而于事无补。穷困潦倒、郁郁而终的海瑞更多是被后世当作图腾而非改革家或理论家来敬仰。

武将最大的不幸是没能为国捐躯却倒在自己人手下——名将戚继光便是如此。纵观明朝武将，遭受非革职即处分的又何止他一人。文官集团作为施政的实际作手，力求中庸地保持各方平衡，造成朝廷重文轻武的风气。武将出生入死换来的战功很难得到肯定，更不要说施展军事战略宏图。军事设施简陋，装备落后，补给短缺，行动又受制于文官，能够交给戚继光们发挥的空间只有整顿军纪和演练战术。然而就是凭借严肃的纪律和有效的战术，戚继光先后率兵成功地在山东（11年）、浙江（7年）和福建（6年）抗击倭匪，在蓟州（15年）抵御鞑靼，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随着他最有力支持者张居正被清查，戚继光的戎装生涯也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立储冷战”后万历皇帝对朝政不再过问，却也不尽然。让皇帝和文官观点难得一致的这个例外是在处理李贽的态度上。李贽被后世称为心学泰州学派创始人。心学反对理学的“格物致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则认为如果宇宙的真实性存在于个人心中，那么世间真理就失去了客观价值，即真实答案不止一个。心学思想的传播将严重威胁到统治阶级奉行的孔孟之道“一元化”思想。即使李贽先辞官（1580年），再出家（1587年），潜心著述，最终也未能逃离统治阶级的围剿。他因诬陷入狱，后自刎。

明朝之前的中国被蒙古人统治了近百年（1279-1367）时间。期间国家经济发展停滞，汉人受统治者歧视（无法参加科举考试），知识分子更不被重用（排名第九等）。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恢复了儒家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他在很多地方效仿宋朝统治者的做法，在起初百废待兴之时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意识形态矫枉过正地过分强调一元、平衡及礼数等观念的“继承”，忽视“发展”先进生产力、商业贸易、法制和军事。庞大的帝国机器在走过两百多年后，早已透支开朝的制度红利，看似平稳有序实则步履维艰，四海升平却埋藏内忧外患。

黄仁宇所著的这本《万历十五年》带来的是由点及面看待历史的一种尝试。写作此书之时，他已走出国门多年，更能以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他的“大历史观”包含着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对现实亦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