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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明代中期以后在以下几方面的发展相联系：一是在老三角洲地区的村落和乡民，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财富积累，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二是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一批获得功名的士大夫，这些士大夫及其家族，在明中叶的时候，成为一种在地方社会最有影响的势力。三是很多本来身份低下的军户，通过种种政治的和文化的手段，发展成为当地的大族。四是很多在明初开始开发的屯田落到了“豪右”之手，或者原来的屯田军户成为“豪右。五是基于上述变化，在沙田开发和商业化的经济基础上，在老三角洲地区，乡村中发展起来的宗族组织，成为控制土地的主要形式。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任何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威势都是可以变动的，而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升了的社会成员，也必须用同一套文化符号，利用同样的文化象征来获得和稳固自己政治经济的权力。
同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宗族之间常常有深刻矛盾的情况相比，沙湾几大姓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但宗族之间也存在明争暗斗。在明代末年和清代，王姓、李姓与何姓就为争夺沙田展开过尖锐的争斗，王、何之间为此积下世仇，据说在何氏的族谱中就有“万代冤仇王世业”的训诫，过去王姓与何姓曾经有不通婚的历史
在沙田地区，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形成什么乡族聚落。虽然明清时期沙田开发非常迅速，但在整个沙田区，极少有村落形成。
像沙湾这样的超级乡镇，不但需要一整套维持社区整合的机制，而且要维持其在地域社会中的优势和中心地位，更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资源。这些资源是通过掌握和利用国家语言而获得的。下面的讨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点。
沙田区以生产稻米为主，并向民田区供应商品粮的市场格局。
到清末，何族控制的沙田已经超过三百顷，进入民国以后，进一步增至六百顷，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族产最多的大宗族之一。这还只是大宗祠的田产，何姓各分房也分别有自己的公尝，加上沙湾其他姓氏的宗族，加上私人占有的田产，我们可以想象沙湾的居民实际控制的沙田要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向官府报承与沙田开成之间，还有数年以至上百年的时间差，在报承与成田之间，所谓“田”其实还是一片水面或滩涂。在这种状况下，控制权的获得和保障更多需要依赖在地方社会有权势者，而不是法权上的占有。
据说，沙湾何氏之所以拥有如此大规模的沙田，而且还拥有可以一直扩展的沙田开发权，是因为何氏的始迁祖在宋代到沙湾定居时，就通过当地一位著名的士大夫李昴英，向广东常平司交纳过一笔钱，从而获得在沙湾东南方沙田的所有权，并“命诸子孙世为沙湾人也
要组成一个宗族，需要一个能被正统的文化传统所认同的历史，这是一个社会成员具有某种社会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证明和价值来源。沙湾何族的历史传说，不管真实与否，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群体记忆，是一个确认传统、昭示今日的“神话”。关于何人鉴定居沙湾的传说，特别强调了始迁祖所买下的沙田是通过李昴英的关系，向政府承买下来的。
宗族实际上意味着由祖宗的恩泽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权利。而这种被及子孙的恩泽又包括了一种士大夫文化的价值判断。
核心性表现为通过文化上的优势和政治上的霸权而拥有资源控制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获得和维持，是通过掌握和利用国家话语，通过基于王朝国家的种种制度性、合法性和象征性资源的运用来实现，是国家权力的发挥；但这种地方性的“中心”的形成及其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又是地方社会的经济变迁、权力转移以及文化转变的动态过程的结果。
传统中国是一个多元而又高度整合的社会，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社区研究，总是会把研究者的视野引到超越该社区范围的社会空间，清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有“沙田区”和“民田区”之分，我们今天要凭直接的观感去了解这种区分，不妨选择三条不同的路线，驱车从北到南穿过珠江三角洲的腹地，这种空间格局的外部景观可以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三条路线，一是从广州经佛山、鹤山到新会；二是从广州经番禺，走广（州）珠（海）东线到中山；三是从广州经番禺，然后转向西南，经顺德大良、中山小榄转往江门、新会。
明代中期以后，占有沙田的主角，多是所谓的“豪右”。而“豪右”所霸占的，不只限于已开发成熟的沙田，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霸占沙骨、鸭埠、罾门等正在形成中的浅海滩涂，直接从原来依赖这些自然资源的疍民手上剥夺了他们的生计，从而垄断了潜在的沙田开发权和占有权。 这样一来，新开发出来的沙田，不管后来实际投资者或者开垦者是谁，其所有权从一开始就被势豪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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