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胡先生把五四运动当成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这一种看法。相反的，我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stage）。为此笔者曾于50年代的末期写过一篇长文叫作《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见《海外论坛》1960年1月、2月“创刊号”及第二期）。
就管见所及，近百年来由西洋文明“挑战”（challenge）而引起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的，直到它能够向整个西方文明作“反挑战”（counter-challenge），而达到领导“超西方”（post-Western era）阶段的世界文明为止。
说穿了，这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次分明的诸阶段之递嬗，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过关运动”。关云长如果不能“过五关，斩六将”，何能离开“曹营”? ！
近在眼前的80年代中的“民主法治”阶段便是另一大关。这一关如果过不掉，我们中国人还配谈“向西方文明反挑战”? ！还配谈“21世纪是中国世纪”? ！
可是这“现代化运动诸阶段”，是“后浪推前浪”式的循序前进的。领导这一潮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论家，乃至一般知识分子，都应看清时代。“落伍”固然不好，“躐等”同样是错！就拿我国抗战之后那几年来说罢，那种大兵之后、疮痍满目、饿殍载道、处处贪污、遍地文盲的情况，我们哪里配谈什么“民主宪政”。用一句政治学上的抽象名词，那时我们民族所真正需要的便是个有效率的“福利专政”（Benevolent Despotism）。如果置政治解纽、天下饥馑于不顾，而去应付一些哗啦哗啦的老头子，和一些无知的洋人，去搞什么不急之需的“民主宪政”，便是在“现代化运动”上“躐等”了。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国家，衣食足，礼义兴，经济起飞，教育普及，那么“福利专政”就搞不得了。代之而起的必然便是个推动“民主法治”的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跑不掉的“阶段”，而这一阶段现在已经显出其咄咄逼人之势了。
胡适之先生是老一辈的“文化学者”（culturist）而不是一位“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他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当成两回事，便是纯粹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观点”（culturist approach）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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