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叛乱》一书由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E.Stanovich)所著，他还有两本比较经典的书籍，分别是《对“伪心理学”说不》和《超越智商》，书名中的机器人不是别人，正是人类自己——人是基因和模因（meme）的机器人，这个隐喻贯穿全书。
1.人类是哪种机器人——火星探测器的隐喻
作者接受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著有《自私的基因》一书）的看法，即生命世界能被分解成复制子和载体两大部分。人类是载体，基因是复制子。也就是说，人类是基因的生存机器，我们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让基因把自己完好无损地传递到下一代。但人类到底是哪种机器人？书中有一个火星探测器的隐喻：
美国宇航局（NASA）负责火星探测器的工程师知道，在一定距离外，从地球上直接控制它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信号传播的来回时间大于采取适当行动的时间。因此，地球上的控制者鞭长莫及，不能继续操纵它们，探测器只能自己控制自己。这使得NASA的工程师必须转变控制方式，从强约束（short leash）的直接控制转变为弱约束（long leash）的间接控制。在弱约束的情况下，载体不再被给予一个即时的、如何行动的指令，而是被给予一个更灵活的智能类型，加上一些通用目标。
理查德·道金斯认为基因通过强约束和弱约束两种机制来控制人，这里的弱约束是额外建立在强约束的遗传控制机制上，而后者是一种更早内置在大脑中的进化适应器。
2.人类的逃生出口——认知功能的双过程理论
认知功能的双过程理论认为，大脑有两套认知系统，每一套都有一个独立的目标结构，和独立的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结构的机制。其中一类加工过程的特点是自动化，基于启发式，计算能力要求相对不高，经常被称为自发式系统。另一类系统经常被称为分析式系统，分析式加工是串行而非并行，基于规则和语言，计算量很大，而且是我们意识关注的中心。
基因和载体在自发式和分析式系统中目标的重合
自发式系统的目标结构受进化的塑造，会密切追踪基因繁殖概率的增加。而分析式系统主要是一种控制系统，焦点在于整个人的利益，目标是实现个人目标满意度的最大化。而对后者的最大化操作，有时候会导致牺牲遗传适应度的结果。因此，通过控制分析式系统，通过发展覆盖能力（当自发式系统跟分析式系统打架时），人类就能逃出自私的基因的魔爪。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机器阻止了复制子的目标，从而发动了一场成功的叛乱。
3.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模因：第二种复制子
在上述叛乱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忘了问一个重要的问题：
分析式系统中的弱约束目标来自哪里？
答案是模因。“模因”这一术语由理查德·道金斯在1976年出版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引入，指的是文化信息的单位，可以在粗略水平上类比为基因。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认为它是一种观念单位或观念单位的集合，比如日历、微积分、印象主义、仇杀等。作者则倾向于认为：
模因是一种大脑的控制或信息状态，当它被复制到另一个大脑中时，就可能引发全新的行为和思想。
我们个人会确定很多目标，以作为界定工具理性的载体最优化的成功标准。可这些目标不应该被视为既定前提，理所当然，否则，我们将再次把自己置于复制子的魔爪之下。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广义理性的原因所在。广义理性要求我们对进入工具性计算的信念和欲望持有批判态度。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接受理性和科学思维的工具。作者也列出了四条评估规则，以便用来检验模因和模因丛：
- 避免安装对载体身体有害的模因。
- 对于信念类型的模因，力争只安装真实的模因，也就是说，反映世界真实面目的模因。
- 对于欲望类型的模因，力争只安装不排除未来其他模因丛被安装的模因。
- 避开那些抵制评估的模因。
4.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
面对基因和模因这两种复制子，它们自我复制的目标跟人类毫不相干这种情形，一个人怎样才能找到自主性、意义和价值？作者认为找到意义是有可能的，并探讨了寻找意义过程中的两个死胡同：
- 人类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特殊性，想以此找到生活的特殊意义。
- 人类的头脑中有一个普罗米修斯式控制器，它的运作基本是一个神秘过程，无人得知。
达尔文进化理论和现代认知科学分别证明了上述两者是荒谬和可笑的。作者提出了寻找意义的重新定向——远离意识和内部感受（感受性），朝向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自主和独特个性的评估活动。当我们从事下列活动时，其实就是在创造意义：
努力执行二阶评估；努力实现我们偏好层级中的理性整顿；尝试实现我们不同一阶偏好的一致；对于我们生活中的符号意义表现出警觉；看重作为载体的我们具有的价值，而不是让自发式系统中的遗传倾向在一个变化中的技术环境里牺牲我们的利益。
所有这些活动都界定了人类的独特性：他们获得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以一种地球生命行为中的独特方式——理性的自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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