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号是全国保险日，一大早在大都会人寿吴总监的朋友圈里，看了一篇文章。《程勇、陆勇都不能代表中国的真实患者群体，这才是真相》。
文中的医药从业人员通过采访一些真实的患者，还原了中国一个庞大的借药，自主购药的群体，他们的真实想法，现状和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是另外一个世界。作为寿险从业者的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群体，在死亡面前，强大的求生欲，让他们冲破现有的游戏规则，去获得人类已经达到的最高医学水平。
这个过程中，他们展现出来的智慧和毅力，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
但我并不知道文中的程勇陆勇是谁，直到晚上，部门统计第二天包场看《我不是药神》的人员名单。
破败的街道，昏暗的保健品店，创可贴般的小广告，蓬头垢面的男人……影片一开场就构建了一个脏乱差的现实世界。很难将这个画面和现在的上海联系起来。其实再繁华的地方也有黑暗的角落。
电影没有宏大的场面，高科技的运用，一切只有细节的展现，现实中的话语，口罩的隐喻，程勇发迹后看的书《做人的资本》，曹斌给警察局长汇报案情时，局长掏出烟灰缸提醒曹斌“不要把烟灰洒出来了”。一些看似多余的细节，都是在围绕人物形象和人物内心的变化展开的。
特别是口罩，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隐喻。在一般人面前，生命大于一切，口罩不会摘下来，但是在群主们第一次见程勇的时候，经过呵斥，为了能拿到药，把口罩摘下来了。这群人在被曹警官抓捕的时候，不配合办案，不摘口罩。在吕受益跳楼自杀后，病友看到前来吊唁的程勇，看着他，没人摘口罩。最后程勇被抓，上演“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面，所有人都摘下了口罩。口罩记载了普通人对程勇从利益关联到万人景仰的转变过程。
故事最终指向了平民英雄的自我救赎，而非对医疗体制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浪漫主义的笔调看似和现实主义气质相悖，但导演文牧野并不这么认为，“我从来没想过什么主义。所谓的“主义”永远都是电影出来以后，别人给他贴的标签。我作为导演，不管用什么手法，都只想拍真实、好看、能打动人的故事。”《聚焦》《死亡诗社》《辛德勒名单》都有类似情节。文牧野对电影的所有情节都有着准确的记忆。
写了两年半的剧本，拍了三年的电影，现象级的火爆程度背后是导演和监制对电影创作本身的敬畏和反复打磨的呈现。电影无意传达批判什么，连剧中一开始的反面人物张长林最后也表现了人类良知的一面。唯一的反面角色似乎扣在了瑞士医药代表的头上。但文牧野强调，真正好的电影应该做到没有人错。医药代表并不是反派，只是因为立场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对立面。
从来没有什么主义，“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谁家还没个病人啊”。活生生的语言直触社会情绪，对死亡的恐惧，对医疗体系的不满，对底层社会的同情。没有宣扬，没有批判，只有细致真实的表现。最终让人们看到了善意，看到了希望。
有客户问我，《我不是药神》是不是专门给你们制作的啊，多好的宣传机会。哪有什么定制，疾病和死亡面前，保险不是救命良药，它只是将风险的不确定性变成一种选择而已，它在风险面前就是急用的现金，“穷病”不是买保险能解决的，会不会买保险也不是这部《我不是药神》决定的，作为现代人，保险早已成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还需要劝，那一定不是保险的问题，而是认知的问题了。
回首这么多年的保险从业经验，得出一个结论：好产品不是销售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保险就是一种创造，微信也是一种创造，脸书也是一种创造，苹果也是一种创造，《我不是药神》无疑也是一个好产品，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张小龙，扎克伯格和乔布斯都不是一个好的销售经理。他们只会在产品上精益求精，挑战极限，腾讯的理念就是客户体验要好，乔布斯为苹果发布会的PPT修改100遍，只为自己满意。
作为一名销售人员，提高自己的销售技能固然重要，但把自己打造成一名好的产品经理更重要。有人说《我不是药神》开创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时代，我想说，只有面对真相，才是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认知，并影响身边的人，你也可以成为很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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