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释
DID也叫多重人格障碍,是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以前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MPD),根据DSM-IV-TR,它是指一种戏剧性的分离性障碍,在这种障碍中显示出两种或更多的不同身份或人格状态,这些不同身份与人格交替以某种方式控制着患者的行为。
二、诊断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Ⅳ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DSM一IV)中关于DID的诊断标准如下 :
A.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身份或人格状态(每一种有自己相对持久的感知、联系以及思考环境和自身的方式)。
B.至少有两种身份或人格状态反复地控制着患者的行为。
C.不能回忆重要的个人信息,其程度无法用通常的健忘来解释。
D.这些障碍不是由于物质的直接的生理作用所致(如,酒精中毒时暂时的意识丧失或混乱行为)或一般的医学情况(如复杂部分发作)。
注意:对于儿童,这些症状不是由想像玩伴或其他幻想的游戏所致。
三、变动身份与协同意识
从一种变动身份转换到另一种变动身份,称为转换(Switching),转换通常非常突然并且可能是戏剧性的。
某一变动身份与其他变动身份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不同的个案有不同的情况。例如,可能是一种相互失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变动身份之间不知道其他变动身份:也可能是一种相互认识的关系,每一个变动身份与其他变动身份都相互认识,他们可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甚至相互交谈:有些彼此相处和谐,而有些则无法和谐相处。
在某种情况下,当一种人格占优势并且支配其意识活动的同时,另一种人格也在下意识里起作用,并称为“协同意识人格”(Coconscious Personality)。在这种情况下,协同意识人格能够认识到意识中的人格以及周围环境发生的事情,并通过自动化的书写(在没有意识控制的情况下写下来的信息)及其他方式表达出来。而意识中的人格通常对协同意识中的人格一无所知。
四、关于DID的争论
(一)关于DID与童年期虐待的争论
在任何假定的人格群体中,虐待这个主题都可能存在,而且常常与患者所报告的早期经验相符。在Putnam(1986)的调查中,只有3%的患者没有报告童年期明显的创伤性经验。而在报告的早期虐待中,最常见的是性虐待,占83%,其中68%的报告中具有乱伦的成分。有四分之三的患者声称在童年时曾遭受过多次身体虐待;几乎一半患者曾目击父母亲或兄弟姐妹被人用暴力杀死。其他一些研究取得了与Putnam的发现大致相同的结果。
有关虐待的这些几乎一致的证据表明,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可能是恐惧的儿童为了使自己远离那些生命中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多数患者报告的症状开始于童年期的某次创伤,这一发现支持了上述观点(在Putnam的调查中,89%的患者在12岁前发病)。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相关证据都以患者或治疗师的回顾性调查为依据。
因而,有人如Franke,Kihletrom等(1900,1993)对下列问题产生了兴趣,即虐待报告很可能是受到了患者自己或心理学家关于多重人格理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暂时还没有一些对受虐儿童的追踪研究。因而,我们还无法确定受虐儿童是否比没有受虐儿童更容易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最后,因为童年期受虐的报告同样常见于其他心理障碍之中,如抑郁症和边缘性人格,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虐待的发生率及其严重性对于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是否比其他心理障碍更大。对童年期的性虐待的回忆在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关于记忆恢复的争论
所谓记忆恢复,一般是指个体早年被抑制的记忆重新回到意识层面,尤其是童年期的性虐待。现在,记忆恢复通过大众媒体吸引了公众巨大的兴趣。但是,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这些虐待记忆只不过是那些无责任感的治疗师的暗示与催眠的结果。对于那些被错误指控的父母们的愤怒来说,这些怀疑算不了什么。更多的是,那些遭到指控的父母会在法庭上还击,这种还击不仅是针对其孩子,更多的是针对那些让所谓记忆出现的治疗师们。
那么如何区别错误与真实的记忆呢?该问题引发了一些研究,并由此确立了一些原则。例如,儿童期的性虐待经验最初被遗忘了,但其后又想起来,这显然是可能的。Feldman Summers与Pope(1994)在一项对美国的全国性的调查中,向许多心理学家提出了“是否在童年期有过性虐待,如果有,是否曾经忘记了”的问题,结果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人回答曾被性虐待,40%的人回答曾在某段时间全部或部分忘记。但是,上述调查依据是自我报告。另一位研究者L.M.Williams(1994)通过已被证明的性虐待记录进行研究。她采用一间医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档案,研究了206个年龄从10个月到12岁,并经过医学鉴定受过性虐待的孩子。Williams对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女性进行追踪,她尽量邀请她们参加一个关于该医院如何对待女性的调查,过半数的人接受了邀请。在为期三个小时的访问中,她们回答了很多问题。当问到童年期的性虐待时,38%的人没有如档案中记载的那样报告这一经验,或者她们仅仅是出于隐私而隐瞒了这个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Williams认为,没有报告的人中有68%报告了其他童年被虐待的经历。很明显,人们可能会遗忘被性虐待的真实情节。
(二)对DID诊断的争论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极少见的一种障碍。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很多甚至所有病例都是由于医生的诊断、态度或医疗而引起的。换言之,是由临床工作者在无意中引起的。他们相信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巧妙地向患者暗示他可能还存在另一种人格,因而导致了这种症状的产生。有时,在催眠条件下,治疗师明确地向患者表示,要患者产生不同的人格。此外,他们相信,当患者表现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时,一个寻找多重人格的治疗师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和注意,这种倾向本身可能会增强这种行为模式。
这种争论似乎得到了一些事实的支持,许多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个案首次引起医疗人员的注意,是在他们为一些不太严重的问题做治疗时。当然,并非所有的个案都是如此。有许多其他患者寻求治疗,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他们在生活中的失误,或因为他们的亲友注意到了他们的变动身份或变动人格。
近些年来,被诊断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人数在逐渐增加。1973年,在美国的专业期刊中只报告了约100个案例。虽然这种障碍依然罕见,但是现在仅仅在美国和加拿大,就有数千个案例得到诊断。Foote等认为(1999)有两种可能的因素可用以说明这种逐渐增加的情况:
①今天愈来愈多的临床工作者相信这种障碍的确存在,而且愿意做出这种诊断
②今天的诊断程序比过去更加精确。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精神分裂症是临床领域中最常见的诊断之一。把广泛、不同寻常以及神秘的异常行为模式不加以区分地归入精神分裂症,这本身就存在错误,而这种情况也许就包括了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在DSM-IV-TR最新版本所规定的较严格的标准下,临床工作者现在对精神分裂症做出诊断是,就能够做出更恰当的选择,使更多的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个案得到确认。此外,近年来还建立了几种诊断性测验,这些测验被用来帮助发现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尽管专业的知觉、诊断的实施以及评估工具有了重大改变,但是很多临床工作者继续对这种分类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并且不大愿意做这种疾病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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