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年前，发生了何等的惨事，我们都知道了。
话说，什么样的人，做得出这样的事呢？
现代战争，还会出现如此罔顾文明的事吗？
究其原因，许多人会简单归结一句：
“这是日本的国民性”！
然而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任何群体人格的产生，都来自客观环境。
八十多年前，日寇自上而下的整体作风，就是投机邀功耍流氓、等级森严互相榨。
他们是很爱自己撕自己的——陆海军之间，都因为长州萨摩的旧纠葛互相撕。
1936年226事变后，统制派对皇道派大杀特杀——对自己人，他们都下得了狠手。为了扩大化自己的利益，关东军一直在找机会搞大战争。
为了撕别人，为了不被撕，所以要疯狂扩张自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对是否扩大战争，其实有过争议。
东条英机当时是关东军参谋长，就建议扩大战争，大搞闪电战——投机分子就这么流氓，结果四年后，他还真当了首相。
当时日寇打得急，是试图迅速搞定中国。
然而未能如愿。
淞沪之战拖了很久，之后又夺南京，然而中国并没降。1937年12月搞出《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扶持新权——这也就是后来汪精卫周佛海那批人搞事情的起源。
即，1937年12月的日寇，在这么个处境：
关东军搞投机，想三个月打下中国，所以打起来急躁残忍。
打不下来，要被迫改变策略了，于是凶相毕露，将压抑已久的残忍爆发出来了。
本来嘛：
一个崇奉力量至上、相信自己可以靠功劳倒逼后方的军队，当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根本谈不到现代文明。
至于日本军人的个体，何以如此残忍变态？
那会儿，虽然明治维新半个多世纪了，但日本还是保留着许多封建残余。
按西欧学者的概念，日本与俄国其实都算东方国家，1904年日俄对战，有英国战史专家认为，属于“两个现代化了的东方国家对决”。
当时一般学者认为日本军人的长处，乃是忠君讲秩序。
而这种秩序，却是极端惨烈的等级制决定的。
日本人曾经的企业文化，那也是众所周知：
年功序列、加班成瘾、等级森严。
这还是平成年间，已经温和化了的企业里，犹且如此。
昭和年间的军队，那只有更甚。
当时日本军队里，讲究军人精神：还是武士道那些鬼东西的变体。
还有如图这么个玩意：
军人精神注入棒——你有没有军人精神？打到你有！
任何对上无限服从的，对下必无限残忍。
极端压抑克己之后，必有极端变态之发泄渠道。
唯其残忍，才有这种极度压抑之后的变态。
更何况，如上所述，关东军本来也是一群投机揽功的混账，因为投机，所以根本无视文明与规则，甚至对自己人也如此：
1937年秋冬，本来就是为了军功投机耍流氓，所以日寇当时打得急，没有足够可靠的后勤。
饿了渴了没吃的没喝的？加上战略目标并没成功？
撒泼吧！
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说：
“日军作战的指导者……下达：‘在当地征收粮食，以谋自活’的征收命令……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就地征收命令，使下级官兵发狂……”
想象一个普通日本士兵，每天被长官层层压榨，耳濡目染，鼓励弱肉强食，鼓励对上服从对下欺凌，精神已经极度扭曲变态。
面对手无寸铁没有还手之力的平民，杀之有功无罪，于是就疯狂了。
他们自己其实知道这么做够无耻的：
当时《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石川达三，曾在南京跟随第16师团进行实地采访，写成《活着的士兵》。
杂志社删节1/4内容后送审，被查禁。石川还被处以监禁缓刑。
他们也知道无耻，所以咯：
否认，不存在！
所以了：
日寇这份对外投机撒泼、冒险以求功名的流氓劲，内部这种残忍的，不把人当人的等级制观念，就决定了他们自上而下的做派：
奉强有功，欺弱无罪。
等级碾压，于是变态。
一旦有机会屠戮弱者，便会发狂，向更弱者挥刀。
归根结底，道理也是一目了然：
任何对上无限服从的，对下必无限残忍。
任何崇奉力量至上的，自然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
所有的深重戾气，都来自残忍到令人绝望的等级，以及对欺凌弱者的鼓励。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