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

         

春节

  故乡，一个亲切的名词，春节，一个神奇的日子；彼时城里空荡荡的，儿女们回到了乡下—中国人类大迁徙。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春节前必回故乡一趟，看看父母亲人。到了除夕，从早上到晚上，家里人都在忙，最终饭是热的，人是齐的，味道是熟悉的，在我曾一年一年长大的家里，和父母亲人在一起。

晚上10点多，中央电视台跨年晚会到了高潮，此时三三两两的来拜年磕头的—比我父亲辈分小的街坊邻居们、叔伯兄弟们、子侄们到我家来了。来的人往往成帮结队，未进院子，就听见高喊，“四大爷，给您拜年了！四大娘，给您拜年了！”，前面的人把正堂塞满了，后边的还没进院子。院子里虽有电灯亮着，但瓦数太低，影影绰绰，看不清的。正屋北墙上挂着家谱，家谱下上着香，点着红烛，摆满了鸡、猪头等供养。拜年的人们进正屋排成一排或两排，各自跪下来磕头，两手作揖，边跪着嘴里喊着，“四叔给您磕头了！四婶给您磕头了！”只要是长辈，都要一一磕到。仪式完毕，还要到卧房给老人打个招呼，主人们一定端着瓜子、香烟之类的谦让着，每家大都一样。我们兄弟三人和子侄，也要先给父母磕完头，然后迅速的到我三大爷家磕头，—最近的亲戚磕完头，便和三大爷家的兄弟子侄汇成一群，到邻家拜年。

曾经的儿时玩伴，一块偷过瓜的哥们儿,一块被母亲领着逃过饭的姐们儿，还有哼着“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流向远方”，发誓考上了大学有了本事回来娶的女同学们，有当村长的，有在县城一官半职的，有做生意的，有当老师的，又嫁出去再也没有音讯的，也有早已去世了的。回老家村长是必来请的，当年的同伴会齐聚村长家里，围成一桌，“烹羊宰牛且为乐，将进酒，杯莫停”。故乡是热情的，鲁酒的味道是熟悉的，乡音是亲切的。但几十年后的再见，把酒还是可以把酒,言欢却未必能尽欢。以为永不分离的童年小伙伴，如今可能连名字也叫不出来。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都有大致相仿的成长轨迹。大多生在偏僻的农村，吃了不少苦，少小离家，然后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上学，再到另一个更大的城市工作，结婚生子，把关于家的记忆，一些温暖的记忆，都留在了十八岁前的乡村，然后一头扎在那个大城市里奋斗不息。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中心城市和工业密集地区,吸引着原本在庞大国家各处的零散青年。在发展主义的激励下，年轻人解开了农耕民族几千年的乡土情结,他们迅速集结,踏上一场高歌猛进的征途,而征途远端,则如星辰大海遥不可知。

我们常常不自觉的美化少年时代关于家乡的记忆，对我们来说，这是承载了成长信息的仪式，在我们离开之后，它就成了“我从何而来”的佐证，而现在的“回家”，如期说是一次假期，不如说是一次往彼时，往过去的回溯，一次途中的简单靠岸，一次具体而轻微的灵修。

可是家乡也不会永远停在那里等我们回来 ，斗转星移之后，它们也不一样了。曾经胡同里的爷爷奶奶们，多到总也数不清哪位行几，大槐树的地下到底住的是三叔还是八爷？现在呢，老辈的人越来越少，健在的也多半搬离了祖宅，或者被儿女接去了城里，或者搬去了新的地方，有心去看看，走错了几次门，也就作罢了。

如今他们的四大爷—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他们的四大娘—我的母亲尚且健在，已经83岁了，如果，老人家不在了，我还回故乡吗？！

离家越久,家乡就越沉淀在生命最深的底层,但不时时会翻腾上来。我们思乡,常常只是因为人事消磨，际遇无常，偶尔像挨了揍的孩子,想到妈妈那去哭一场。而等到我们在另一地方落地生根娶妻生子,有了新的至交好友,他们又成了我们脆弱生命的新的支撑。

所谓家乡,更多的是彼时彼处的那些人,而不是那

块土地和那些早就不在了的房子。那些突然涌出的情绪，实在只是属于某个特定对象和特定时间的。现在呢,老辈的人越来越少，当陪我们跨年的人,由姐弟亲戚变成了妻儿老幼,由少时玩伴变成了同事同窗,确实不必嗟伤。

无论在哪里,无论由谁陪我们度过这一年里最重要的一个晚上,都只是其中一段人生。我们在一程一程的旅途中完成自己,也参与着他们人生的某一程。于人于己,都是值得珍惜的缘分。山河空念远,怜取眼前人。

2017,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