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从《苏东坡传》里看林语堂和苏东坡

林语堂与苏东坡相差794岁，但一样引以为知己，并且为之写出“最得意的作品”《苏东坡传》。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这样写道：“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喜欢苏东坡的人，肯定不止林语堂一个人，但很多人通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了解苏东坡、喜欢苏东坡。林语堂喜欢的苏东坡，其实就是他自己。

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林语堂与苏东坡，最大的相同点是饱学、幽默、睿智，他们都因为读书而变成让人仰望的大师、名士。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充满了快乐温馨”的家庭背景。

在上世纪40年代末，从中国走出去的林语堂，用英语写出了《苏东坡传》。我读了张振玉陕西师范大学版的《苏东坡传》，从林大师的“原序”里，我看到他对苏东坡的敬仰：“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林语堂这样定义苏东坡：“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

苏东坡家道殷实。虽然祖父一字不识，但人品好、心善，具有乡村富绅的智慧。这种智慧在他的儿孙辈从书本上衍生出来。苏门之所以为后世景仰，最重要的是苏洵浪荡到27岁时开始认真读书。在他的带动下，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非常用心。也许是年轻多智，或者是后生可畏，苏轼和苏辙的文才与功名，似乎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乃父。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轼的家境，给了他安心读书的条件。而他的聪慧和用功，也是他才华横溢的基础。

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他上面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家境明显没有苏东坡好。但家庭对他最大的影响，是亲情。林语堂在他的《八十自叙》中这样写道：“父亲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感觉灵敏，想象力很强，而且十分幽默。在长老会牧师群中，父亲以超进步而知名，当年厦门没有几个小伙子听说过圣约翰大学，他却送孩子到上海接受英文教育。他身材短小精壮，前额突出，配上匀称的下巴和弯曲的胡子。就我记忆所及，我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是基督教徒，通过自学之后，从一个小贩到去教堂担任牧师。他不但勤劳、幽默，而且甚有远见。在王朝更替的时候，就送儿子去上海读“洋书”，后来又让儿子出国留学。

可以这么说，苏东坡与林语堂的成功，都是因为家有“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东坡的祖父、林语堂的父亲，都是性格开朗，不拘泥小事，眼光远大，有见识的乡村哲学家。家庭温馨，父爱浓郁，他们才有机会饱读诗书。苏东坡全凭祖父积累的财富，才获取了安心读书的机会，而林语堂仅凭做牧师的父亲，得以去上海，后来去国外留学。虽然后者更艰辛，但生活教会了他更多生存的哲学。

苏东坡逝世846年后，出生于中国的林语堂，用英文写成了《苏东坡传》。在这本他早就准备写的著作里，林语堂对苏东坡除了赞美，就是讴歌。这两位从中国南方农村走出来的农民，最终都是凭借读书，在历史上占据让人艳羡的地位。林语堂对苏东坡惺惺相惜、推崇备至，假如苏东坡活过来，也许对林语堂也会尊重有加，但对林语堂的某些想法，肯定不会极力赞同。因为，苏东坡是个纯粹的读书人，他对朝廷只能表示忠心和服从，他对人民总是充满热爱和宽容，他对自己只好委曲求全。

官员苏东坡其实并不快乐

书读得多而精，就是饱学之士。饱学之士，要么做官，要么研究学术。在古代中国，做官不但可以解决生计、光宗耀祖，还是读书人的至高追求。在近代中国，做官有时就不一定比得上做学术。做官可以发财却不一定受人尊重，所以读书多而且看重脸面的人，有一部分选择研究学术而非做官。林语堂是其中之一。

远在大宋的苏东坡，读书和做官连在一起。因为那时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做官才能证明一个读书人的价值。当然，通过读书，才能明白自己该怎么做官。有的人是只为了做官，忽视了做官要先做人，于是“读书人”变成了牛渚矶下的鬼怪。苏东坡甘愿像温峤那样鞠躬尽瘁，自然痛苦。

苏东坡的才学见识，林语堂在这部《苏东坡传》里已经写很清楚了。苏东坡成为今天无数人的偶像，大抵都是因为他所具有的才华。林语堂说他“在写作过程中，重新阅读了苏东坡的作品及跟他的经历有关的大量材料，研究了他一生中的重要活动及时代环境，尽可能地忠于史实，连苏东坡和有关人物说的每一句话都做到了有所本(源)，并尽力突出传主苏东坡的个性特点。”这肯定不假。苏东坡的一生，是苦中亦乐、不断奋争的一生。林著中对苏的描绘，全面而详细，展现出一位立体的苏东坡。

同样作为有丰富文学修养和积淀的林语堂，对苏东坡的仰望掺进同情，把苏东坡的痛苦当成自身的悲伤，对苏东坡的“敌人”充满愤怒。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惺惺相惜。研究一个人，不但要了解他的生平和作品，也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与他所处时代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这些是根本。最重要的是，要走进人物的内心。不管时间远近，不走进一个人物的内心，也许不能完全了解他整个的世界。

在今天的所有人看来，苏东坡都是乐天派，即使在吃不饱穿不暖、性命攸关的艰窘时刻，他都保持不悲苦不气馁的生活态度。这也是事实。但在延续一生的官宦仕途，难有间断的风吹雨打中，苏东坡真的“毫不在意”吗？苏东坡是个不计较、格局大的人，这是他被世人，包括林语堂在内，尊重推崇的原因之一。他对官场的态度，对自己做官的看法，是不是亦如常人理解的那样，从开始的踌躇满志，到你争我斗之后的坚韧不拔，直至最后的忐忑失望？

林语堂把苏东坡描绘成“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说明苏东坡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质疑当政者。苏东坡的一生确实秉持他祖父一辈的善良和仁慈，他希望用爱来温暖这个社会。但是，他也知道为政者并不全是慈良之辈，而是要“有选择地爱”。苏东坡也明白，无论是朝廷皇帝，还是田舍乡民，利益才是生存之本。争夺利益就会斗争，不争取利益就只有死亡。

为官一方，既要为朝廷利益考量，更要为百姓生死着想。在“国强民富”还是“民富国强”这个时间顺序上，苏东坡追求的是二者和谐统一。不过，在封建社会的家天下，矛盾往往从此而出。阶级对立的结果，是执行皇帝意志的官员们的良心。苏东坡是生存在林语堂之前800多年的宋朝，又没有林语堂那样的生存哲学，自然痛苦多于欢乐。不然，他的《洗儿》诗就不会这样写：“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一位祈望儿子“愚且鲁”的父亲，只是希望儿子“无灾无难”，而这“灾难”，基本都是人为，足见他对社会的失望，对痛苦的刻骨铭心。

王安石真的这么可恨吗

苏东坡不恨王安石，但为苏东坡写传记的林语堂恨王安石。

在这部《苏东坡传》里，林语堂用了较大篇幅写王安石和他的变法。虽然王安石“是真诚虔敬洁身自好的士大夫，在金钱和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但林语堂对王安石是持否定态度的。作为一位有深厚文学造诣的学者，林语堂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毕竟是在写人物传记，用一个人的“黑”，来衬托另外一个人的“白”，这就有失偏颇了。

真正的苏东坡，也许也有王安石的“拗”，因为他毕竟是人不是神。欧阳修是苏东坡的恩师，但苏东坡不认同欧阳修《朋党论》中的某些观点，随后作了一篇《续欧阳子朋党论》。针对欧阳修提出的“君子有朋，小人无朋；为人君者，当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则天下太平。”反驳说：“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心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安得不危哉！”从此可以看出，苏东坡与王安石都是敢于直言的人，只是王安石的气量，更倾向于政治家，而苏东坡是“大肚能容天下事”，包括“仇恨”。其实，在苏东坡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仇恨”这两个字。

王安石的激进，体现在可以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惊天之语；苏东坡的宽宏，在于他的“慢性子”。苏东坡对宋神宗召说：“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真实的苏东坡性格急躁，并不是“慢性子”。不然的话，他也会像他弟弟苏子由一样，少去很多磨难。苏东坡只对事不对人，从不记恨那些给他使过绊子的人。王安石、章惇，都曾排挤或陷害过他，但苏东坡对他们个人，却从来都没有表露过丝毫的怨恨或愤懑之情，后来甚至还与王安石诗酒唱酬，成为了朋友。这说明，在苏东坡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敌”而只有“友”，苏东坡只恨那些可恨之事，具体到某个人，他却从来不放置心头的。对于起起落落的仕途，苏东坡也坦然自若，顺流快慰，逆流也不悲苦。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也说：“他（苏东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苏东坡真诚，刚直，达观。林语堂认为：“苏东坡与王安石变法的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为了给他仰望的偶像泄愤，林语堂竟然在800多年后给苏东坡所著写的传记中，对王安石这位历史人物“毫不客气”地予以批判。

充满了悲天悯人之心的林语堂，仅仅只是为了褒扬他心中的偶像苏东坡，而对王安石作此评价吗？我想，在林语堂心中，肯定对历史人物是非功过有权衡判断，但他心中更把苏东坡从偶像位置，挪移转换为自身，所以才有如此的“大义凛然”。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揭秘了“苏小妹”与“苏堂妹”两位与苏东坡密切相关的女人之外，主要就是歌颂苏东坡、批驳王安石。读书不能盲从，特别是对名人，包括林语堂。林语堂提倡人要有独立思想，他却希望别人顺从于他。

不可否认，学贯中西的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部他“最为满意的”《苏东坡传》，语言功底、谋篇布局，不以编年史的顺序，而是将苏东坡的人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字字句句如行云流水般通畅轻快，衔接之处毫无瑕疵。他对苏轼的刻画添加了许多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让读者看到了苏轼身上放大化的潇洒才气与高尚人格。他真是把与苏东坡相关的史实嚼烂，然后随心所欲地重新组合，并且对苏东坡及同时代的很多人的理解，也非常到位。特别是苏东坡在官场厌倦了官场争斗，要自己儿子不要像自己那样才华出众。作诗要儿子“愚且鲁”，这大概是天下少有的希望儿子“没有出息”的父亲的伤心无奈之举。林语堂把这样的哀伤写得淋漓尽致。但是，林语堂过多地在这部传记中留下他的身影，包括他的心声，犹为不可取。

王安石变法的功过是非，熟悉那段历史的人，肯定会觉得林在苏传中的解读过于片面。甚至，林在为渲染苏而压制王，更是他“居心不良”。历史可以任由人评说，但不能依照自己需要矫揉造作。

林语堂在他这部洋洋洒洒20多万字的《苏东坡传》里，曾经说道，苏东坡为了不无故奉承他人，一生只给7个人写了墓志铭。但在《苏东坡传》里，为什么林语堂在给苏东坡写的传记里，要用相当多的篇幅去贬低王安石呢？

诚然，王安石与苏东坡是政敌，是对手，如此布局可以用王衬托苏，也可以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苏东坡的生平。但是，苏东坡都没有将王安石视为“敌人”，林语堂如此一来，不是将苏也“拉下水”来了吗？或者，给对这段历史不甚了解的读者，做了某方面的误导？

但是，博学如林语堂，或者没有我理解的那么“算计”。这自然要靠读者自去辨析。这也是我看完《苏东坡传》之后，想对其他读者说的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读书？”

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偶像，渴望做苏东坡那样的人，我们中的很多人，也视苏东坡为偶像，也渴望做苏东坡那样的人，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思考：我们想做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