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六一：根脉与枝杈

《传习录》六一：根脉与枝杈

问《律吕新书》。

先生曰：“学者当务为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且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刻时，管灰之飞或有先后，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

《律吕新书》的作者是南宋人蔡元定，蔡元定，字季通，世称西山先生，福建建阳人，幼年从其父为学，及长以朱熹为师，被朱熹视为讲友，一生博览群书，穷究义理，钻营于“性与天道”。

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是颜回，颜回最为孔子所欣赏的品质是“好学”。客观来讲，这个“好学”也是孔子自己的优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颜回不幸短命，除了实践孔子的主张能够持之以恒，除了一则赞叹孔子教学艺术的漂亮文字，再也看不到孔子对这位弟子的“价值开发”。

蔡元定很可能是朱熹最得意的学生，朱熹最欣赏蔡元定的是他在“性与天道”方面的着迷。要知道，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评价孔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圣明如孔子，也是轻易不肯在“性与天道”这个领域发声的。如此一来，朱熹和蔡元定的研究领域便区别开来了。与此同时，朱熹的许多著作在“正式发行”前，都经过蔡元定这个爱徒的勘验、校正。两个人在研究领域上又没有冲突，关系上自然“如胶似漆”。蔡元定写就的《律吕新书》，朱熹自然乐得为其背书，据说还专门写了个序，在序中给予极高的评价。

如果把孔门学问看作是根基的话，朱熹抓住了主要根脉，在根脉上下“小学”功夫——穿求文义。蔡元定则抓住孔子轻易不愿谈及的“性与天道”不断向上攀爬，抓住声律、阴阳的枝杈不放。

孔子都不愿轻易谈及的“性与天道”，一般人怎能轻易说清楚呢？

姑且不论从“管灰之飞”上求“冬至之刻”有没有科学意义，从末梢细支上去探求根脉的内涵，本身就是荒唐的。就像盲人摸到的大象，不能说他们摸到的那部分不是大象，但他们头脑中形成的大象的意蕴恐怕与真实的大象相去甚远。

从学术根源来讲，朱熹、蔡元定以至于王阳明、陆澄，都出自孔子一脉。朱熹在穿求文义上须臾不离根本，所以，成为一代大儒。王阳明在“学为圣贤”上知行合一，所以成为半个圣贤。蔡元定在声律、阴阳上下功夫，充其量算是个声律专家。陆澄潜心向学，就是个典型的学者。

王阳明讲“学者当务为急”——学者应当致力于最紧要、最关键的事。“学为圣贤”最关键的是孔子的“礼乐”精神——修己、修身以合天道！在枝杈上钻营得久了，难免陷入到似是而非，难免误己误人。

不要忘了年羹尧那句几近恶毒的话——“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误己误人的事儿，最好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