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做孩子的伯乐

昨晚在网上看到，有人对“远交近攻”这一典故做了新解：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离远一点，还能稍微交流交流，离得近了，想不攻击他都很难。虽是玩笑，却也道出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真实心理，在与孩子沟通时，往往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求全责备，望子女成龙成风，也就演变成了恨铁不成钢的叹惋。

习惯做孩子的伯乐

有人说，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人，谁都是上帝咬过的一口苹果，你开了一扇窗，冥冥之中，另一扇窗就会悄然合上。世界那么大，对完美地定义也不能千篇一律，自然谁都难以集上帝的万千宠爱于一身。作为家长或老师，应该学会接受这颗已经被咬过的苹果，精心呵护他，而不是再去咬上一口。

这也让我想到了钱钟书的故事。他上清华大学时，数学只考了十五分。原因是他严重偏科，作为文科生对数学是深恶痛绝的，尽管他父亲用心替他补课，钱钟书还是对数学提不起半点兴趣。于是，就在报考清华时，钱钟书的国文和英语都考出了极高的水平，唯有数学，就只有十五分。这在清华大学的众多考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情况。因此，当年对于钱钟书是否能被录取的问题，成了清华大学上下皆议的热门话题。

而钱钟书却幸运地遇到了伯乐，就是当年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他力排众议，觉得若是据此将钱钟书拒之门外，恐怕会流失一个未来的精英。于是，钱钟书就被破格录取进了清华大学。

可钱钟书上课却极不认真，他上课往往带着与科目无关的杂书，很少认真听讲，总是在干着与上课无关的事情。当时他的老师是吴宓先生，宽容善良，却唯有对上课要求严格。可钱钟书很少听他的课，上课时总是在看与课堂无关的闲书。而其他同学都勤勤恳恳，专注上课，认真记录下教授讲的每一个观点，恨不得头悬梁，锥刺股。

面对这样的学生，老师和家长该怎么办？是去责备，还是去宽容？

吴宓先生的做法是不怪罪他，反而是宠爱他，甚至去纵容他。钱钟书不认真听他的课，而吴宓先生每次上完课后，都会请钱钟书当堂站起来，评一评自己讲课内容的优劣。而钱钟书也毫不客气，当着众多学生的面，大肆点评起先生上课的内容。吴宓先生却总是毫不在意，他为钱钟书一再破例。

可钱钟书，在清华虽然做的是学渣的事，却考出了学霸的分。原因何在？就是在老师的宽容纵容之下，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就是去清华大学图书馆读书。

有人回忆说，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钱钟书是借阅书籍最多的学生。他读书速度非常快，总是能用别看看一本书的时间，就看完了数本。不是囫囵吞枣，而是每本书上都会注上自己的思考。后来，有人发现，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大多数书籍上，都留下了钱钟书的笔墨。正是在这一页页的书香里，钱钟书发挥了自己的兴趣，也积淀了自己的学识。对他而言，与吴宓先生的课堂相比，他更对图书馆感兴趣，这种学习方式也更适合他。

如果说清华大学图书馆是一片广阔无垠的雪原，那么钱钟书就是这片雪原上无休止翱翔的雄鹰，他展开凌厉的羽翼，在无际的原野里，肆意攫取他的猎物。他几乎贪婪地走进这个世界，如久旱的泥土，尽情汲取雨后的芬芳。

多年后，当钱钟书也走上了讲台，同样成为了一名老师，他才恍然大悟，当年的自己有多么骄狂不羁，吴宓先生对他又是多么的宽容。为此，他专门写信给吴宓，请求原谅。不曾想，吴宓根本就没把当年的事放在心上，反而安慰说，他非常高兴能遇到钱钟书这样的学生。

试想吴宓当年，如果不是宽容他，而是责备钱钟书看闲书，强迫他认真听自己的课。那么，当年清华大学可能会多一名“三好学生”，可后来的中国，也许就会因此少了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师。

晚年，钱钟书一直回忆说，罗家伦校长和吴宓先生是他的“伯乐”。正是因为他们因材施教，不求全责备，做到了宽容钱钟书的不足，发现他的过人之处，鼓励他的个性发展，才成就了他后来的成功。

每一匹千里马都希望遇到伯乐；每一颗来自深海的明珠，都不愿被堆积于人海；每一个有才华的人，都希望有一个人能帮助自己将最动人的一面打磨造就。像钱钟书这样的天才成长都需要伯乐，何况一般孩子呢？

因此，我们要学会和善于做孩子的伯乐，并且养成习惯，与孩子相处时多几分耐心，多几分宽容，善于发现和培养孩子的闪光点，自然不会出现前面“远交近攻”的情况，与孩子的关系会处理得更融洽，也势必会让更多的孩子个性化成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