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福山
抗战时期曹聚仁【笔者按】这是笔者2002年3月7日,发表在兰溪日报上的一篇旧作,是读曹聚仁《万里行记》后的感想。一晃过去二十年,物是人非,就连为此书作后记的景行先生也随乃父西去了。翻阅旧作,不胜感慨。重发于此,以抒纪念之情。
兰溪籍的曹聚仁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传奇人物。他知识渊博,阅历丰富。早年旅居上海,读万卷书,作教书匠;抗战兴起,弃教从军,当战地记者,乃有行万里路的经历。大陆解放后,他穿梭于北京和台北之间,欲图国共第三次合作,是草山老人蒋介石和蒋经国先生的信使。晚年卜居港澳,写就了这本《万里行记》,新近由三联书店印行,正式在大陆出版。这是一部现代中的《徐霞客游记》。这部书也许不适宜正在“硅谷”搞科研的当今智者一读,也不适宜正在驰骋商埸赚钱的“老板”一读,他们太忙,读此书需要时间和兴致。但这绝对是一本五十岁以上准老头和六十岁以上真老头们可以读得兴味盎然的好书。我正是向真老头作“冲刺”的一位,故而春节期间,几乎废寝忘食地读到掩卷而叹为止。这正如骆一平读周作人,读出了个“北大研究生”,岂不快哉!
曹聚仁与王春翠首先,对于乡贤聚仁先生,我是非常敬佩的。他从上个世纪起就名声鹊噪于海内外,是一个有功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学者。我曾经于1999年7月在《兰溪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无限想思故园情》的文章,述说他的故事,并为许多文友肯首。但文章中写及他病危澳门和他的发妻王春翠时,就不免发了一通“遗老遗少”味的牢骚,对他的第二个妻子邓珂云、女儿曹雷和最后理骨在上海的他,总有那么一点点遗憾和不恭。现在读完此书,顽固脑壳总算开了窍。实际上这本《万里行记》是对邓珂云女士的最好纪念。因为只有邓珂云最了解当年的他,也只有邓珂云能夠在兵荒马乱中与他一起穿越枪林弹雨的抗日前线,他才有可能在桑榆之年写出这本不朽之作《万里行记》,我今日写此文也算是对邓及他的子女们表示一点歉意吧!
曹聚仁和邓珂云 抗战中的曹聚仁一家《万里行记》近33万字,厚厚的一大部。除“前词”、“后记”外,共十卷,其中专门写了一卷《金华》,还专门有一章题作“兰溪——李笠翁的家乡”。这一卷和书中的一些其他有关章节,可以说是身居异乡的曹先生对故乡倾注的深深眷念之情。他写金华火腿兰溪出,写宋元间大儒兰溪人金履祥,写徐霞客游兰溪,写李渔最初走向世界的形象,也写了黄大仙和茭白船。其中有三处值得当今兰溪同乡击节深思。一处写金华火腿兰溪出,说的是兰溪人会做生意,他写道:“金华火腿,驰名世界以来,以一隅的产品,供世界的需求,当然不夠的,这一来就有兰溪腿客动了脑筋,到大量产猪的苏北地区,收购冬腿,在那里腌剔,运销上海;于是上海市场的金华火腿,苏北制造的就占了五分之二以上。”而且在上海行销的火腿上还公然用火印打上“兰溪”两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来料加工,借鸡生蛋,技术投资,易地产销,占领市场,从而打响“兰溪”自己的品牌。据我所知,当时兰溪火腿最高年销售量达26万只。今天,我们兰溪人在曹先生的笔下重温旧梦,真是不胜感慨系之;再一处写六七十年前兰溪的繁华,他写道:“四五十年前,海内外知道有金华这样的城市,那时金华还只是乡村少女,而兰溪早已是摩登狗儿,跟上海那么摩登,小小兰溪比苏州,非虚语也。钱塘江上流,那么多城市,只有兰溪才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亦一证也!金华,直到抗战前夕,由于浙赣路的通车,才慢慢现代化。比之兰溪,已落后了三十年。”为什么六七十年前兰溪的繁荣已经是金华所有县市之首?为什么浙赣路通车后的金华府还要落后我们三十年?而今天兰溪经济位置又排在金华第几位?兰溪自己人是不是应该很好地反省一下。而且据我八十四岁的老父亲说,浙赣铁路原来设计是从兰溪过的,因为当时兰溪的士绅不肯出钱,旧政府又不积极争取,以至失去良机,才落得个今天“盲腸”的地理劣势。这些教训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但老年人说老话,隔代人不妨听一听。今年是马年,不说“马到成功”,且说“老马识途”也未尝不可吧!另外,聚仁先生还在书里写了一个故事,这里也抄录如下:“有一个绍兴大乡绅,他的独生子偷了二千块银洋逃出家门去了。乡邻告诉他,他那宝贝儿子逃到兰溪去了。他老人家大为放心,只要他儿子不到杭州、上海去,二千块钱花不了的。那知他赶到兰溪,他儿子已把这批大钱差不多花完了。兰溪的茭白船(花姑娘船)在百艘以上,再多的钱也花得了。”这个故事既说明当时兰溪的盛况,也给历史留下一个反面教训,实在发人深省。
当然,曹聚仁先生《万里行记》给我们的史地知识远不止这些。洋洋洒洒的三十多万言,读者诸君可以自己去慢慢咀嚼品味,其营养决不比“21金维他”和“脑白金”差。
22.6.20施福山重发于兰溪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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