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最近几天,河南“毒王”事件持续在网络发酵,“毒王”被全国人民骂上了热搜。
事情的经过是:这位郭某仁兄是国外签注快到期了,为了不浪费,毅然出国,从3月1日从北京出发,随后几天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意大利米兰和法国巴黎等城市辗转,到3月6日返回北京,再到3月7日从北京回到郑州,一天一个城市,绕行地球半个圈,不幸的是在疫情重灾区意大利观看球赛时“染毒”。

如果他在未知自己“染毒”的情况下,回国时自主申报疫区返回史,并自我隔离,或者事情就不至于那么糟糕。
可惜的是,郑某不仅不遵守自我隔离的规定,还照常早晚坐地铁上班,还在闲暇时间逛遍居住地周围,出现症状后还亲自坐地铁买药。
更为可恶的是,还拒绝警察的调查,两母子联合说谎,最后还索性连电话也不接,直到最后通过大数据掌握其真实行踪,才被隔离,最终于3月11日确诊。
“一个人坑了一座城”,“凭一己之力,毁了900万人的努力”,这是网友对河南“毒王”事件的评价。
“毒王”该骂,为配合疫情防控全国人民“宅家”一月,企业停工,学校停课,所付出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不可谓不大,可正就是一小撮“毒王”,有可能使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这就是全国人民出离愤怒的原因。
有人说,传染病是这样的,100个人里面,80个人严防死守,18个人无所谓,2个人到处作死。这2个到处作死的人,会通过18个人让80个人的努力功亏一篑。
在疫情面前,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这些到处作死的“毒王”。
02
东野圭吾说:“这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丢失善良
有人说,永远不要高估人性的善,也不要低估人性的恶。
河南“毒王”的行为击穿了善良的底线。生而为人,请不要忘记自己的善良。这种善良与学历、职业、年龄、身份等无关,它是人的一种共情能力,它是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教养。
地铁里有很多空位,一位身上满是泥土的农民工师傅,怕弄脏座位,他坐在了自己的安全帽上。

下雨了,环卫工人没地方避雨,开车路过的一个小伙叫他上车避雨,因身上脏,环卫工人婉拒了,开车的小伙索性与环卫工人一起坐在后备箱避雨。
一个善良的人,时刻对别人的处境感同身受,时刻心里装着别人,为别人着想。
再看一下河南“毒王”的行为,他刻意隐瞒外出疫区的旅行史,罔顾和漠视他人的生命,因一己之私利导致他人处于危险之中。
蔑视规则
“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的社会就靠一套规则得以正常运转。
泰戈尔曾经说过:那些仅仅循规蹈矩的过活的人,并不是使社会进步,只是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
守规则是人最大的自律,也是人最大的责任心和品格。守规则既是对别人的保护,更是对自己的保护。
疫情期间,要求取消宴席、聚餐等,但总会有人天不怕地不怕,偷偷办酒席,偷偷聚会,无视规则的结果是发生聚集性的感染事例并不少见,真正的是害人害己。
疫情期间,要求疫区旅居史的自觉申报,自觉接受隔离,但总有些人无视规则,隐瞒行程,除了河南“毒王”,其实几乎各地都有“毒王”的产生:
浙江的8名意大利输入性案例,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些更恶劣的是明知自己已经确诊或者出现感染症状了,还通过吃退烧药等手段“瞒天过海”;
福建晋江“毒王”隐瞒自己去湖北的旅行史,并参加婚宴、当地民俗活动等,确诊后导致全村4000多人隔离,这是典型的对规则的无视和蔑视。

这种蔑视规则的行为会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也是对他人、对自己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周国平说:人啊,你要有善良的心、丰富的心灵,高贵的灵魂,这样你才无愧于人的称号,你才是作为真正的人在世间生活。
按照周国平先生的提法,河南“毒王”真有愧于“人”的称号,也不是作为“真正的人”在世间生活。
说谎欺骗
林语堂说:说谎是人人中的败类,是堕落的人!一个人一旦离开了真实,他即是失去其为人的风格,即是接近于禽兽。
在疫情面前,隐瞒、谎报行程的行为是一种很严重的欺骗行为,这种行为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当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我们的人民警察在前方与病毒负隅顽抗的时候,“毒王”们却在后方说谎瞒报,一旦谎言被识破,一旦隐瞒的神话破灭,无一人能全身而退。

有人说,讲真话也是对抗疫情的一种特效药。确实如此,如果在整个过程中,人人都能做一个诚实守法的人,那么疫情就更容易得到有效的控制。
03
经济学上有一个假设,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动物。说谎是一种行为,更准确来说,说谎也是经济人的一种理性行为。
说谎是在趋利避害的本能的指导下经过仔细的成本衡量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选择说谎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说谎的利大成本小,谎言揭穿之后的惩罚成本也小。
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毒王”行为进行分析,隐瞒个人的出国行程,似乎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
如果他没有“染毒”,选择隐瞒出国行程,那么这个谎言被揭穿的几率是很少的,他的说谎成本可以说是很低的。
如果他没有“染毒”,选择隐瞒出国行程,那么就算这个谎言被揭穿了,说谎的惩罚成本也是很小的。从各地的惩罚措施看,对于一些故意隐瞒疫区旅居史的但没有感染没有确诊的人员,采取的措施都是教育训诫为主。教育训诫讲白了,也就等于没有任何的惩罚。
相对于说谎的成本,隐瞒个人出国行程,不用被实施强制隔离措施,个人是自由的。更重要的是,逃避强制隔离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因为就在他回国的当天晚上福建泉州发生集中隔离酒店坍塌事故,这种意外虽然发生几率少之又少,但万一发生了呢?
在不知道自己“染毒”的情况下,根据对说谎行为的理性分析,很显然说谎是当时的理性选择。
如果说他,在自己发烧的情况下,仍然隐瞒自己的出国行程,拒绝民警的调查,那么只能说是他对个人是否“染毒”的一种错误判断和侥幸心理。
不幸的是,他“染毒”了,被确诊了,那么他就等同于一个流动的“传染源”,极大地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有人说对他的惩罚适用于“传染病防治罪”,有人说适用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论定性什么,重要的前提还是他最终确诊了。
如果他没有染病,没有确诊,结局肯定是完全不一样,他的谎言可能不会被揭穿,就算揭穿了也可以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
疫情面前,可怕的不是病毒,不是人心,而是说谎的惩罚成本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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