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家训》上册第十四讲
曾员工和他的老板们
一看这个题目，就感受到郦波教授的风趣幽默，读起来也使人轻松愉悦。
这一讲讲了曾国藩和他的两个老板的相处，一个是咸丰皇帝，一个是慈禧太后。
对年轻、刚刚上任就以低姿态征求意见的咸丰皇帝，曾国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直接将他的批判性极强的奏折“放慢语速、还声若洪钟”般背了出来，他批评咸丰皇帝只要有三条：
第一条，曾国藩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应“防琐碎之风”。
就是说，你上台之后紧盯着细芝麻、烂谷子的那些琐碎小事。
第二条，曾国藩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应“杜文饰之风”。
你表面上是广开言路，让大家提意见和建议，可能大家提了很多合理化建议之后，你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
第三条，曾国藩批评咸丰刚愎自用，骄傲自满，应“防骄矜之风”。
这是说咸丰什么功业还没建呢，居然就很骄傲了。曾国藩就此举了个更具杀伤力和侮辱力的例子。他说，咸丰刚登基不久就刊印出版了一部个人诗集，这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你不想想 你爹什么时候才出诗集的？你爹的爹，包括你爹的爹的爹，也就是最喜欢写诗的那位乾隆皇帝，他什么时候才出个人诗集的？他们都是在后来年纪大了才出诗集的。你这么年轻，顶多也就是个文学青年，弄不好还不知道是什么？你就出诗集了，你这就是虚荣，就是浮夸啊！
惹得咸丰皇帝拍着龙书案大喊：
“狂悖！狂悖！”
一连骂了好几声“狂悖”之后，咸丰立刻让军机大臣拟旨，看看能给这个曾国藩定个什么罪，那意思是你让我难看，我也立刻让你好看！
幸亏大学时祁隽藻、左都御使季芝昌出班求跪，以“主圣臣直”把咸丰绕进去了，没有治曾国藩的罪。
原来，曾国藩之所以冒死上谏，是因为他的一帮湖南老乡，也就是湖南籍的一帮读书人，像后来追随他的罗泽南，郭嵩焘这些人，这时候都在指责他，指责他什么呢？指责他尸位素餐，明哲保身，没能体现湖南忠臣的血性。
曾国藩向来以理学传人自命，平生最喜欢说的就是“忠”“诚”二字，这被人指责为四位素餐，不就是假道学了吗？所以曾国藩一不做，二不休，你们说我什么？说我不忠不诚，我岂止是忠诚，我曾国藩讲的是血城，不就是“文死谏、武死战”嘛，我就“死谏”一会给你们看！
其实，曾国藩是不做无准备之事的。
曾国藩冒死上谏，他是对这风险做了评估的：既然你主动做了个要听取意见的姿态，别人都不敢理你的胡须，我敢！这样一来标新立异，可速得忠臣之名；二来小皇帝即使生气，也不至于有杀头之祸；三来虽然看上去容易惹恼领导，但同时也可以给领导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所以后来唐鉴推荐曾国藩的时候，咸丰一下就想起那个敢于直谏的曾国藩来了，觉得曾国藩可以试试，也就下诏让曾国藩做湖南团练大臣，由此成就了曾国藩的一世英名。
对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这个老板，曾国藩先是充满小心。意识到慈禧突然升他为直隶总督，还让他到北京见面未必是好事，出发前还专门做了一番准备，以应付慈禧这个女强人式的新老板来考察她的工作。
可见到慈禧之后，前后三次接见，慈禧聊的全是无关痛痒的问题，曾国藩准备好的军官大事，慈禧一件没问。并且趁机做了相面：慈禧看来才智非常平常，根本没有治国的才能；小皇帝太小，又完全被架空了；至于恭亲王奕䜣虽然有才，但在慈禧这种无治国之才而有弄权之好的女人手里，终究也长不了。这个朝廷，看来是没希望的。
后来的发展，基本上都验证了曾国藩的判断。
虽然曾国藩看的这么清楚，可他余生还是要近乎愚衷地恪守一个忠臣的职责。
曾国藩处理的天津教案，让他几乎身败名裂。而慈禧之所以让曾国藩去处理，也是因为曾国藩在汉人中的威望太高，想借这件事搞臭曾国藩。
曾国藩不是不知道慈禧的居心，也不是不知道天津教案的风险，别人都劝他以生病为由来推辞这件事，可他摇摇头，买了副棺材，说了句“大将不辞刀头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然后就上路了。后来果然一生英明，几乎败于天津教案。
所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忠诚成就了曾国藩，但最终也让曾国藩背上了人生的遗憾。
因为有忠诚，所以在曾国藩那里，忠君即忠于国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士大夫，才有人生的信念与动力。一个团队，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也因此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曾国藩的这个认识本身应该是有着很丰富的借鉴意义的。
曾国藩不仅忠于国家，更忠于自己！他非常看重并践行儒家传人的名望，他的人生信条就是一“忠”字当头，在手下幕僚都劝他趁势返清时，他坚决不同意。他心里装的是国家和百姓。拿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而我们面对生活的诱惑或者挫折时，能否坚持我们的初心使命。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别忘了我们的初心，以“忠”和“诚”来做我们实现初心的翅膀，坦荡翱翔吧！
网友评论